明清民间祭文因其具备的世俗化倾向，不可避免地与民间的各种俗文化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日常生活中，节庆风俗及其延伸出的商业活动，与祭文等文本相结合，产生了一些崇尚现实生活的情趣。
明清时期，各种节日在仪式形式和情趣上也发展出了繁盛的枝叶，并反映在祭文上。在多数节日中，人们甚至不需要像墓祭、祠祭等场合一样受到礼仪规矩的束缚，较为自由，可以采取不同形式来祭先或祭神。
清代的很多儒家学者生活在浓厚的社会风俗熏陶之中，因而常能直面某些民间节日约定俗成的礼仪。如李光地认为，墓祭风俗略有不合古代礼义之处，但当代元旦、端午等节日的墓祭活动仍不可忽视。
诸如元旦、端午、中秋等时节，大可跳出儒家礼义的框架，按各家的财力和热心程度办礼。关于各时间点的献祭，他还专门做了区分：
“时祭，春秋用羊豕，冬夏或一羊一豕；祢忌日及生忌日俱用羊，高曾祖忌日用牲馔，生忌日用牲果；元旦、清明、七月、除夕用牲馔；端午、中秋用菓酒，或一馔，俱角黍月饼之类；墓祭祖考土神，皆用特羊或特豕。”
由此可见，各种节日祭先的做法也有相应的常例。较早期的一部分日用类书里，就有罗列节日用祭文的情况。以元明之际的《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为例，其中列举的祭文在“祝辞”条目之下，主要内容几乎都是跟节日祭先有关的行文格式。
这些祭文载自《孙氏荐飨仪范》，因其对节日祭祀的重视，涵盖了清明、端午、重阳节等多种时期的祭文。同时，这些祭文仍然保有遵循自然界运动流转规律的内涵，以“四时之荐祭义”为准绳，标榜祠、尝、蒸的古礼形式，并从作物中为祖先献上符合时节的祭品。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的祭文引用例，是融合了宋儒的礼学理念和社会风俗的折衷产物，在根本精神上并未跳出儒家古礼的范畴。大约到了晚明的时候，节日祭祀就在世俗化的方向上走得更远了。如《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里所见的节日祭文，更加侧重于描绘大众的鬼神想象，以及祈福、娱乐的方面。
在七夕节的祭祀里，作者一方面铺设天上鹊桥相会的景象，假想牛郎织女的相会，河姑星君、孔门师徒等“神祇”都前来祝贺，场面非常欢愉美好。另一方面还借助节日气氛，向众神祈祷诸如生活平安、科举顺利等琐事。这些内容不仅与祭祀应有的严肃氛围相去甚远，还将一些传统的天神和孔子改造为平易近人的形象，仿佛生活中鲜活存在的人物一般。
在祭文中描述的新年里，香火旺盛、灯火辉煌，展现出一片热闹的生活场景。而祭文祈福的对象，涉及宗族之中上下老小，无所不包。每年一度的节日祭典，成为家族聚会娱乐的主要方式，因此在明清的很多通俗祭文中，基本难得见到强调肃穆或哀痛之意的情况，取而代之的是较为欢快乐观的基调。
考察各类节日、时令的祭祀文本还能发现，其中有一些祭祀活动打破了居家和祠庙的场所限制，将地点置于更广阔的社会之中，既有最常见的上墓，也有迎合节庆气氛的聚会等。清人陆燿在讨论祭祀时，曾建议官府“禁民出门之祀，而后谕以神示”，其理由是即便“尊贵虽天子，不敢祭于宫中，则财业耗于淫祀者少矣”。
此时可以看出明清祭文的节庆风俗中，时间、地点、方式等要素，随社会变化发展。
以陆为代表的儒者看到了民众频繁进行户外祭祀，并在那些活动里投入大量财物和精力的客观情况，但并没有正视社会生活的变化：普通人的物质生活条件较过去有所改善，社会交流也日渐扩大，一定程度上脱离束缚并无不妥。如果依旧靠古代贵族社会的经济、道德准则来衡量大众生活，将难以真正满足日益改变的时代需求。日用类书中也存在某些民众集体创作、用于保护商业活动的祭文。
在社会驱动下定型的祭神文，如前所述的《沿江祭祀请神文》等，都具有在江海等经济和运输业发达的地区的风格。《沿江祭祀请神文》中有祈祷“舟船隐载，绳缆坚牢，船头无浪，舵尾生风，好人相逢，恶人远避，顺风相送，买卖亨通”的内容，所涉及的民间礼仪，就与水上经商活动的关系十分明显。
明清社会的商业发达，频繁依赖水路交通网进行经济活动，受此影响，在士大夫和民间社会中间都逐渐形成了投身商业活动的风气，而尤以江南、福建等地为重镇。学术上开始出现支持、鼓励世俗产业发展的呼声，阳明学即是其中一大旗帜，继承宋元以来诸如许衡等人的治生理论，批驳过去程朱贬低商业活动、区分四民贵贱的说法，吸引了不少社会各阶层人士的目光，并慢慢分化出极端世俗化的泰州学派以及日后的其他实学体系，构成明清的重要思想内核。
同时，日用类书在福建等地的传承有长久的历史，福建四保地区的出版业支撑和提供了大量类书的印刷发行，像邹氏主持《酬世锦囊》等大部头编集的工作，都是依靠地方士绅和投身社会的知识分子完成的。在这些类书中，“商旅门”和民间文契、礼书成为新兴的特殊知识，是罕见于此前民间书籍的内容，其对商业、契约精神的重视可见一斑。
赵世瑜在研究明清庙会狂欢现象时提出，明清民众的商业贸易活动、娱乐文化和社区交流等，经常通过庙会等形式付诸实践，其关键时间点就是各种节日以及神明的纪念日。同样，在日用类书的祭文之中，也存在着节日祭祀和商业活动、日常娱乐等方面的内容。这些祭文的内容，并不一定与某种特殊信仰有关，也不一定超出了“大传统”儒家思想所涉及的范围，但对于现世快乐、利益的追求仍然比较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