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古事杂谈》
原文标题《牛——军事与农业的大牲口》
在农业机械未大量使用前，体型高大、壮硕魁伟、属于哺乳纲偶蹄目的牛，是我国最常见的重要家畜。中国以农立国，牛关系到社会民生甚巨，故商家每年都印有农业行事历的春牛图，以供张贴参考。接下来谈谈古时对牛的利用。
人类驯养家畜已有万年以上的历史，但对于牛的驯养却相当迟。在西方，牛被家庭豢养的最早遗址可能早到七千八百年前。中国七千多年前的遗址虽曾出现牛骨，却不能肯定牛是否已被家养。要到五千多年前，肯定是家养的牛才普遍见于遗址，其骨骼的形态已有明显的变化。牛的性情温顺，甚至孩童都可以牵引其穿鼻而加以指挥，不过这是牛被长期驯养以后的现象。相信牛在未被驯养前也相当凶猛不羁，起码古人见其体型高大且有尖角，一定不敢想象它是温驯的动物，因而可能会迟疑是否将其驯养。
牛在后世有军事及农业上的大用。不用说，刚开始时牛也与其他野兽一样，只被当作肉食的供应。不知是因牛肉味美，还是体型高大，在家畜中，牛是商周以来最隆重的祭祀牺牲，是高级贵族特许的祭品。为表示对神的礼敬，祭祀用的牛、羊要加以特别的圈养，不得放任到外头游荡。《春秋》记载，常因牛角受鼠咬啮等事而卜问改换别的牛，甚至有时还要卜问祭祀所供的牛要何种性别和年龄，因此存在几个牛龄的专字，其他供祭的动物就没有得到人们这种对年龄上的特别注意。春秋以后，牛成为耕地的主要劳动力，有极大的经济效益，不再是一般人的肉食供应，限制其屠杀，故《礼记·王制》：“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而且所用的牛也分等级，同篇：“祭天地之牛，角茧栗。宗庙之牛，角握。宾客之牛，角尺。”祭天地和宗庙要用刚长角或角尚短，肉嫩味美但价昂的幼牛。幼牛刚长角，质软而可能被鼠咬啮，故有卜问改牛之事。宴宾客就取最具经济价值的饲养角度考虑，日常驱使或食用则选择多肉的壮牛。东汉以后受佛教教义的影响，人们更少吃牛肉，牛基本不是供食用的动物而为君王赏赐大臣的珍食了。
“食肉寝皮”是古代常见的诅咒用语。牛皮没有柔软的毛，不是做寝具的好材料，但是经过曝晒、鞣化的牛皮具有坚硬、强韧、耐磨等特性，适合制造控马的皮衔、曳车的皮带、车舆的坐垫、鼓风的橐、纳兵器的鲍、函、鼓面、甲胄等。牛骨可制作笄、梳、锥、针、衔、哨、镞等小型用具，而肩胛骨在商代则是王室用为占卜的材料，向神明请示治国的大事。角则是制造有强劲反弹力角弓的材料。西方在五千年前已懂得挤乳饮用。牛全身没有不可用之材料，不过最大的用途还是它的力气。
牛由于力气大、行路平稳且有耐力，能载重致远，不但是适合老弱妇孺的交通工具，更是军事上、经济上依恃的负重运输工具。故《风俗通义》佚文有：“建武之初，军役亟动，牛亦损耗，农业颇废，米石万钱。”而《史记》说周武王于克殷后，“放牛于桃山之虚，偃干戈，振兵释旅，示天下不复用也”。如果没有牛负重致远的能力，就没有办法远征，建立霸业。
牛对于经济的最大效益不是拉车而是拉犁深耕。深耕可以缩短休耕期，提高农地利用率；牛耕也可以连续翻土，加快土地翻整的速度，这无疑是对农业生产有巨大影响的技术。晚商时候的安阳是人口比较集中的城市，应当有相当高的土地利用率，才足以应付众多人口的食物需求。商代是否有牛耕的事实，就成为学术界争论很久的论题。
《山海经·海内经》说：“稷之孙曰叔均，是始牛耕。”时代在夏朝之前。根据研究，发展较早的古文明，靠牲畜力量拉车和拉犁出现的时间是相近的，因为它们利用的原理是一样的。埃及和苏美尔在五千五百到四千八百年前之间，已有构造复杂的牛耕拉犁。商代的牛、马车已经经历长期的发展，在理论上，有以牛拉犁应是不成问题的事，但却需要加以证明。
商代甲骨文有作双手扶住插入土中的犁，犁前有动物拉曳着并激起土尘之状。又有“畴”字，作一土块被刺起后的翻卷状。那是拉犁连续前进，犁壁把刺起的土块推到两旁才有的形状。故“旁”字就以犁刀上装有横板的犁壁形以表达两旁的意义。
商代既有拉曳的犁制，又知以牛、马拉车，则很难解释商代的人只以人力而不以畜力拉犁。但是我们又见不到春秋以前有大量使用牛耕的现象；也许商代因有足够人力，故没有强烈必要使用节省人力的技术。而且古代没有比“祀与戎”更重要的事，牛在商代是祭祀最隆重的牺牲，又是作战运送辎重的家畜。生产粮食并不是首要的任务。（前引《风俗通义》）东汉时代，牛在农业上的用途还得让位于军事上的需要，更不用说其前神道设教的商代了。
到了春秋时代，诸国交锋多，作战人员需要多，需要能增产的方式。正好当时铁器应用日广，铁犁加上牛耕才有数倍人力的效果，各地才普遍利用这种节省人力且增加产量的技术。虽是如此，晋国的贵族还有不欣赏这种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惋惜牛被普遍用于耕田致使身价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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