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的中山国，其民族主要是由迁徙而来的北方游牧民族组成，因而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生产方式、文化习俗以及艺术审美倾向等众多方面与本土传统的华夏文化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服饰文化作为展现一个民族特点的重要内容，值得我们深究。
据文献记载，中山之地尚存一些比较特殊的风俗习惯，如好游艺、男女无别和尚武尚勇的独特风俗，人文风貌也在服饰上有所体现，如魏晋时期，士大夫们褒衣博带的穿衣风格。中山地域在思想上深受儒家文化影响，服饰方面亦然。
一、游艺习俗
依据史料记载，战国中山地区曾存在的游戏习俗主要表现为喜乐舞倡优、喜狩猎。喜乐舞，为倡优，主要表现为盛行讴歌、乐器演奏、戏蛇等杂技表演等方面。而狩猎不仅是中山平民重要的生产方式，还是中山贵族开展军事演练、获取祭品、娱乐健身的活动。通过对这些习俗的了解和研究，为我们专门了解中山倡优和狩猎服饰特点的形成提供依据。
喜倡优。先秦时期,社会上习惯把那些专门从事滑稽戏演出或杂戏歌唱乐舞演出的艺术家(艺人)称为倡优。中山上层统治阶级和平民阶层都有乐舞倡优的表现。中山王墓遗址出土的各种各样的乐器、西库出土了整套编钟和编磐以及其它地方出土的铜铃、铜饶和铜铎。凸铸狩猎宴乐图的铜盖豆上的宴乐图中就描绘有奏乐的场景。
平民阶层多数以倡优为职业，《史记·货殖列传》中有关中山的记载：“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中“跕屣”是穿着无跟小鞋而轻轻踮起脚跟，也是对当时舞伎的描述。出土实物中，银首人俑铜灯的人俑推测是上层统治阶级的侍从或倡优形象，十五连盏铜灯上以果喂猴的人，也应倡优表演再现。
喜狩猎。中山上层统治阶级和平民阶层都有狩猎的习惯。上层统治阶级把狩猎作为对臣下的军事训练和检验，同时还是祭祀品获取的主要方式，更是一种娱乐活动。中山圆壶铭上载“其会如林，驭右和同，四牡访仿，以取鲜稿”，就是对中山王野外狩猎的场景的描述。出土的狩猎纹铜鑑上就有上层贵族女子狩猎的场景。
平民阶层把狩猎作为主要的生产方式，与其游牧民族的天性有关。这种近似于日常性的狩猎活动说明战国中山服饰原料中极有可能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动物的皮毛。如中山王墓遗址出土有圆头骨镞、铜箭镞以及皮革残存。这些丰富的出土实物均从侧面印证了中山地区的人们擅长狩猎的生活习俗。
二、男女无别之风
男女无别之风这一文化特征是中山国明显区别于中原地区的礼俗特征之一。当时，中山区域的妇女享有较大的自由权利，女子与男子一样参加经济生产活动、狩猎和宴会活动，甚至在军事战争中也能见到女性的身影，其地位与男人几乎平等。在这样一种性别文化的驱使下，其服饰特点也会更多样性，在风格上也会偏中性风。
战国中山男女无别之风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中山贵族女子享有基本与其夫相等同的礼制。中山遗址出土的《兆域图》中显示王堂、哀后堂与王后堂面积都是“方二百尺”，中山王墓的实际埋葬形制也显示，中山后墓与中山王墓并列东西，形成并穴合葬的形式。王后墓也有着自己的陪葬墓。这些情况都表明王后享用的葬制规格几乎与中山王等同。
中山平民家庭女子与男子一样参加经济生产劳动。中山女子从事采桑养蚕、纺织布帛、饲养家禽和抚养子女等工作，男子则从事狩猎野兽、畜牧家畜、耕种等生产。出土的宴乐狩猎纹铜豆的纹饰中是男子狩猎和女子采桑劳作和带孩子的的场景。
中山女子参加祭祀活动。线刻祭祀狩猎纹铜鉴绘有上女子与男子一起从事祭祀准备活动的场景。场景中，两个身穿长裙的女子正在室内准备祭祀器物，而台阶上正有男子向室内捧送祭品,其它男子上身裸露着在院内运送、烹煮祭品。
中山的女子可能与男子一样从军。狩猎宴乐图上四个女子排成整齐的两列，手执长矛准备投掷，极有可能描绘的是正在狩猎的场景。女子们整齐的队列显示着她们训练有素。
中山女子与男子一样参加狩猎活动。祭祀狩猎纹的画面中，一个女子身穿长裙正弯弓射猎，另一男子在身后递送箭支。还有一女子身穿长裙手执弯弓，站立于一辆男子驾驶的车上。
可以推测，男女无别之风也会在服饰文化方面有所体现。这一点从出土文物中也得到了证实。从出土器物纹样内容看，男女都有梳单髻、戴羽毛冠饰，服装也都以深衣为主。没有刻意区分男女。
三、尚武崇勇之风
中山国尚武尚勇的风气也是其文化特征展现的重要一环，一方面这样的一种尚武风气是战国时期中山国能在万乘之国夹缝中生存下去的精神支撑，也是中山在军事上发展的动力，而军事的发展直接促进了戎装的需求和变革。
中山尚武尚勇的民风首先源于其北方少数民族所特有的民族特性，中山王墓出土了很多具有北方少数民族特征的器物，如错金银虎噬鹿屏风座，生动的描绘了猛虎贪婪的将小鹿吞入口中的景象。
小鹿在虎口无力挣扎，勾勒出一幅大自然中弱肉强食的画面，这样的一种在器物上的艺术表达方式，也表现了中山地区游牧民族勇猛强悍的性格及对英武善狩的崇拜。
中山王墓还出土了大量的随葬车马器和不同种类的兵器。如铜诚、铜戈、铁杖、铜钹、铜箭镞、各式的链、弩机、银球弹和弹丸、流星石球等，体现了中山国军事上发展的多样性及成熟性。
中山方壶载中山王督“游夕”，《管子·戒》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农事之不本者，谓之游:秋出捕人之不足者，谓之夕”。中山圆壶铭记载了中山王带领大批车马军队在燕地进行狩猎的宏大场面。这表明中山历代国君均好田猎，喜盘游，这种行为应该具有军事操练以震慑敌方、训练民众的性质，其本身就是一种勇武精神的倡导。
中山民间视勇武为美德，形成了尚武尚勇的社会风气和行为观念。中山之地为多民族聚居区，有许多戎狄之民生活在此地，戎狄之民风本来就具有尚武尚勇的特征。再加上连绵不断的战争环境影响，中山人民已经习惯了战争，因此形成了崇尚勇武的民风，以勇武善战，保家卫国为荣。
中山古墓群中也体现出许多小型平民墓少随葬装饰品，多随葬戈、短剑、箭链的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山平民并无多少财富，但男子生前必是以勇武为荣，武器乃是随身必备之物。中山男子勇武的精神面貌在文献中有非常形象的描述。
《吕氏春秋·贵卒》载:“赵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丘鸿，衣铁甲，操铁杖以战，而所击无不碎，所冲无不陷。”可以想象中山之人以多力勇武为荣，吾丘鸡显然为中山著名的大力士，其威风凛凛震慑敌胆的英勇形象，为中山之人津津乐道而世代传颂，并被载入史册。
四、崇儒重礼之风
儒家服饰观念主要体现在服饰的礼制观，认为服饰要合于礼，表现礼，起到礼对行为的规范约束作用。孔子认为“上好礼，则民易使也。”服饰表现礼的目的也即是为了使民好使之。孔子认为服饰颜色及形制要符合礼制。中山在华夏进程中受儒家思想文化影响较深。如出土器物上的铭文包含大量儒家典籍中的语言和儒家思想。
以中山王为首的中山上层统治阶层，以儒家学说为理论基础，制定了中山国的治国方略，一方面重视礼、仁、义，维护封建等级秩序；一方面以民本思想来治理百姓，缓和阶级矛盾。中山王鼎、壶铭中记载中山君臣指责燕国的禅让是“上逆于天，下不顺于人”、“不用礼义，不顾逆顺”的有关言辞，正与儒家的禅让观相符。
说明中山的统治者不仅通习作为正宗思想的儒术，而且把儒家的政治观点在行动上付诸实现了。因此儒家的服饰观念也会对中山服饰观有很大影响，譬如中山服饰有很强的阶级性，上层统治阶级和平民阶级服饰无论是在形制、面料材质还是风格方面等都有很大的不同。
五、总结
战国中山服制制度的形成由众多的因素构成，涵盖有政治成因和地理成因。中山农贸经济的发展对服饰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农业、游牧、手工业和商贸经济这四个方面对服饰的原料及产量、佩饰、纺织工具等起到了促进作用。
农业方面，种麻采桑为服装提供了丰富的麻和丝作为服装原料。游牧的发展为服装提供了丰富的皮革材料，尤其是满足了战争所需的大量皮甲，手工业方面，铁质农具的出现，间接促进服装原料产量的提高，冶铜业为服装佩饰提供工艺和材料，制陶业生产出的纺织工具，纺轮为服装原料加工成布料提供了制作工具。
制玉业的发展，满足了人们对古玉的需求，玉制佩饰风格独特、工艺精湛，使服装佩饰增加了文化内涵，商贸经济促进了中山服饰的发展。地域文化习俗方面，游艺习俗、男女无别和尚武尚勇崇之风、儒重礼之风对中山服饰文化的形成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服饰风格趋向中性化且对于武器作为装饰较为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