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先崇拜和祖先祭祀是早期华夏文明最重要的意识形态之一，也是最初宗庙得以形成的渊源。出于表达对仙逝祖先的崇敬之情及希望通过祭祀祖先以降福去灾的目的。古人萌生出为祖先的灵魂营建诸如生人宫室处所的念头，并在此频繁举行祭祀活动，这些处所后来就逐渐演化为宗庙。宗庙是古代中国祭祀祖先、举行重大政治活动的宗教性场所，自商周便兴盛开来，并随着时间的演进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是中国古代政治、礼制、伦理、宗教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整个古代祭祀文化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一、商周时期的宗庙制度商朝是中国古代宗庙发展的雏形期，出现了用于祭祖的宗庙建筑形制。据现存甲骨卜辞记载和考古发掘资料证实，商朝王室宗庙以宗族群的方式存在。由若干单独的宗庙集中起来的宗庙群组成，整个宗庙群包括先王宗庙、高先祖公宗庙以及附属或独立于各宗庙的祭所（升、裸、旦、大室和庭）三部分组成。商朝宗庙大致呈现以下四点特征：第一：商朝宗庙庙数并不确定，未有毁庙之制，这是商朝宗庙最明显的特征，和周朝相区别；第二：直系先王可单独立庙，并世代保存和祭祀；第三：部分直系先王法定配偶可设宗、近世直系先王可増设祭所。第四：宗庙祭祀的整体趋势表现为重直系轻旁系，亲近祖疏远祖。这和秦汉时期的宗庙祭祀中远祖不同，可能和商代宗法制度尚未成熟健全有关。但商王朝宗庙建筑作为保存宗族记忆的历史空间，是商王贵族参与王室祭礼，通过占卜与祖先神交流的宗教场所，是王朝政治活动的中心。具有标识身份和社会地位，强化王权和维系贵族团结的政治功用。历代王朝的宗庙制度是在商王室宗庙的基础上进行的承袭和变革，例如左祖右社、前庙后寝的建筑布局，重近亲疏远祖的亲近原则，以及宗庙祭祀礼仪等大都成为后代宗庙制度的渊源，对中国古代宗庙制度的形成影响颇深。西周是中国古代宗庙制度的正式形成期，与宗法制的盛行密切相关。周代的宗庙制度多承袭商朝，考古发现青铜器铭文记载的二十余种西周初期祭祖礼名称中，其中十七种主要祭祖名称在商代甲骨卜辞中曾经存在过。但由于时代的差异，尤其是受宗法制的影响，两者又呈现出很大的不同，其中区别最甚之处莫过于西周实施宗庙毁庙制度，商朝没有。但总体来说，西周宗庙制大致呈现以下四个典型特征：一是西周宗庙庙数没有定制，实行毁庙制度，但宗庙的迁毁并不规律。二是西周宗庙等级化，受宗法制的影响，各级贵族为祭祀祖先而设立的宗庙庙数不同，祭品也不同。三是宗庙祭祀权与王权结合。宗庙在西周地位很高，宗庙和社稷齐名，在周人看来，宗庙是国家的象征。西周宗庙将政治权力和祭祀等级连接起来。四是宗庙祭祀权并非为最高统治者所垄断，除了周天子之外，诸侯、卿、士大夫同样具有宗庙祭祀权，只是宗庙祭祀的规制有所不同。商周时期，宗庙里供奉的是祖先的神主，俗称“牌位”，象征着逝去祖先的亡灵。就祭祀而言，商周时期尚未形成包括四时祭和褅祭在内的宗庙祭祀制度，祭祀礼类型复杂。其祭名之多，亦非传世文献记载的四时祭所能涵盖，祭祀活动频繁，几乎每天、每旬、每年都要举行祭祀活动。二、秦朝宗庙制度祖先崇拜观念发展到秦朝出现了很大的变化，祖先崇拜在秦文化体系中位置低下，秦人既不重视、也不提倡祖先崇拜。除此之外，还认为逝去祖先的亡魂会化为厉鬼，危害世间，这大抵是缘于秦人不慕往世，只重视现实的缘故。他们把对理想的实现寄托在开疆扩土之上，而不是依靠祖先的庇佑和福荫，但秦人仍有设立宗庙，奉祀祖先的传统，但这种传统也是出于维系统治的需要。宗庙在秦统一之前只是一种礼制建制，秦统一之后，宗庙正式建立起来，秦朝的宗庙建设是秦文化建设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为后代宗庙制度的确立奠定基础。秦朝宗庙是中国古代宗庙建设的过渡期，上承殷周之传统，下启汉唐之先声。大致具有以下三点特征。首先，秦始皇开创帝王生前立庙之先河，并一改商周宗庙的建筑格局。秦始皇于二十七年为自己修筑宗庙一一信宫，开创帝王生前为自己立庙的先河。次年，将信宫更名为极庙，旨在宣誓和强化皇帝的独尊地位和皇权的至高无上。除此之外，秦始皇还一改商周时期将庙、寝修筑在一起的规制，将寝殿从宗庙中迁移出来，设在陵墓旁，用甬道将两者相连，如此设置就是为了方便骊山陵中的死者灵魂能够到宗庙接受祭礼。除此之外，秦朝政治话语中还出现将天下一统的伟业归因于宗庙神灵庇护的说法，众所周知，秦的统一根于强大的武力和雄厚的经济基础，但在秦始皇的口中却将天下一统的伟业归功于宗庙神灵的庇佑，此话语有益于让分裂己久的天下臣民信崇秦文化，从而统一信仰，巩固新成立的政权。至此之后，宗庙在上层统治中占据绝对话语权，翻阅后代典籍，此后历朝历代的帝王多把功绩归因于宗庙神灵的福佑，以至于成为一种文本定式。其次，秦二世宗庙改革后实行七庙制和宗庙迭毁。秦二世元年实施宗庙改革，改革内容大致包含两部分，一是尊始皇庙为“帝者祖庙”，二是实行七庙制。众所周知，秦二世杀兄夺位，其皇位的来源并非自然承继，具有不正当性，他在上位之后实施宗庙改革之举措，似乎含有巩固自身统治地位，论证其权力来源正统性之嫌。如此，秦二世宗庙改革就使得自秦国以来的宗庙祭祀分为两个系统，一是以秦襄公庙为祖庙的秦国系统，由大臣祭祀；二是以秦始皇庙为祖庙的秦帝国系统，由天子亲自奉祀，而新的宗庙祭祀，将按照天子七庙，亲尽秩毁的原则实行。这既是秦人重视现世，不慕往世的表现，与商周以来重视直系祖先，尤其是注重近世直系祖先的传统相一致，同时也与秦统一后，诸刻石中屡屡称颂秦始皇丰功伟绩史实相符合，并对后世皇帝宗庙祭祀的对象和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除此之外，秦还在县、道等地方行政区域广设宗庙，实行定期“徇庙”制度，加强对宗庙的日常管理。秦始皇称帝后追尊父庄襄王为太上皇，令各县、道广设太上皇庙，史载“泰上皇祠庙在县道者”。为了加强对县、道宗庙的管理，秦朝还制定了专门律法，秦简中记录了有关祠庙日常管理的法律条文。里耶秦简也有类似的规定，从里耶秦简行庙记录可知，行庙周期大致为十天，与岳麓秦简所载的“令史旬一行”基本相符。简文正面记录的是迁陵县令发布的行庙要求，背面是令史们的行庙记录，包括行庙的日期，职官名及人名。秦始皇一统六国，父亲庄襄王也由秦王一跃成为天下的太上皇，太上皇庙在全国范围的建设正是数百年来秦祖宗整体功德的集中表现。而秦始皇一统天下的功业，也通过宗庙推及到县、道，渗透到秦统治的各个角落。此举试图在普天之下建构起民众对秦政权的敬畏之心，太上皇庙作为中央介入地方秩序的一种手段，有利于佐证秦政权的建立源于历代祖宗功业的努力，有利于消弭新占领地区民众的故国情怀和仇视心理。这和汉高祖刘邦在建国初期，在郡、国设立太祖庙有异曲同工之妙，秦在县、道上设置宗庙与西汉初年在郡、国范围设庙遥相呼应，使得秦汉之间文化上的连续和断裂在宗庙层面体现的淋漓尽致。三、西汉宗庙制度西汉乃中国古代宗庙发展的鼎盛期。宗庙在西汉几经变革，其发展不是一个固定的程式，而是始终处于动态的变化中。大致经历了西汉初期的七庙制和郡国庙并行，到元帝宗庙改革实行宗庙毁庙制，废除郡国庙，再到西汉末年实施十一庙三个阶段，宗庙度在西汉不同历史时期所呈现出的差异与不同时段的政治、经济、学术、文化、思想等各个方面息息相关。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儒学在宗庙祭祀和宗庙改革中逐渐从边缘走向主流，宗庙的变革由儒士首先发声。其中，元帝时期的宗庙改革在西汉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宗庙史上占有绝对地位。西汉初期的宗庙大致包括三种类型：一是建在长安城内的京庙，例如：太上皇庙，高庙，惠帝庙等；二是立于陵寝附近的陵庙，三是在地方郡县、王国建立的郡国庙。这是西汉初年宗庙的典型代表，西汉初年曾经实行郡国并行制，在地方郡、国区划上建宗庙，由诸侯王奉祀，先后被奉为郡国庙的有太上皇庙、高庙、文帝庙、武帝庙四庙。四、总结所谓“国家大事，在祀与戎”，宗庙是中国古代最具代表性的礼制性建筑。宗庙制度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礼乐制度中最为重要的一环。从商周到西汉，宗庙制度几经变革，宗庙在中国古代的发展演变与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密切相关。各式各样的宗庙祭祀仪式在强化各诸侯国之间的宗法关系，凝聚血缘宗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除此之外，在“亲亲”、“尊尊”等宗法原则的规范下，为了体现社会阶级差异，周礼对不同等级的宗庙庙数，祭祀礼仪，乐曲配奏等都作了严格的规定，进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古代宗庙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