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儒家礼仪及其对应的礼学问题，涵盖了众多文化要素，往往难以穷尽。但礼仪在传统社会中是不断变化、有所损益的，历代儒家学者为了使古代礼仪适应当下的时代需要，在时礼的改良变通上做出了各自的尝试。这些尝试的结果，会反馈在民间社会的一些日用书籍文献中。
我们通过观察明清社会的时代背景，揭开民间祭文的礼仪损益状况和理念转变。
01祭文中祭品称谓的统一简化
在儒家古礼中，对于祭祀时奉献的祭品，一般有比较正式、文雅的称法，以显示仪式的隆重性。
在《礼记·曲礼下》里就介绍了太牢等祭祀用牲的专用名称，说“牛曰一元大武，曰刚鬣，豚曰腯肥，羊曰柔毛。”又如《唐会要》记载的孟春太庙祭文，有以下祝辞：“谨以一元大武，柔毛刚鬣，明粢芗合，芗萁嘉蔬，嘉荐醴齐，敬修时飨，以伸追慕。尚享。”用经过修饰的词汇形容祭品，包括牲畜、果蔬、酒水等物。
古人认为，通过这样描述祭品的特性，可以取悦幽冥中的鬼神，吸引他们前来享用现世的食物，这是古代礼仪精神中文、质结合的一种体现。后世以此类礼经文本为据，在祭祀活动中也经常沿用类似的名词来称呼献神的祭品。
随着时代向前推移，这些祭品称谓的实际应用情况也在产生一些改变。例如，比较韩愈《潮州祭城隍祭文》与唐代《开元礼》、《郊祀录》等文本可见：韩愈的城隍祭文称祭品有“柔毛刚鬣、清酌庶羞”，而同等规格下，《开元礼》的地方祭神文多只为“制币、牺齐、粢盛庶品”等。
有研究认为，这证明在唐代等历史时期里，制礼的标准划分逐渐变得森严，根据场合细致区分，像“一元大武、柔毛、刚鬣”等特定的祭品称谓，只能在更高规格的一些天子祭祀仪式中提及；而韩愈等人重新套用“柔毛刚鬣”的词汇，是他们希望重新回到儒家古礼的言说传统，藉此在士人中间标榜儒家的鲜明旗帜。
这种称谓的转变，主要是发生在天子、朝廷制礼和儒家士大夫之间的分歧，其本质是对于古代儒家礼仪精神的理解与运用的差异。
明清时期，在日用类书所见的祭文中，对祭品的称谓又有一些变动。不过，其趋势往往是名称的统一简化，甚至是忽略不计。《家礼》成为祭文书写的参考范例，而《家礼》本身就在祭品称谓上做了简化、混同。其祭四时祭、冬至祭始祖等，一般只统一说“洁牲柔毛，粢盛醴齐”。《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中收入了一部分宋儒的祭祀范例，其中的祭文同样在祭品方面语焉不详。《天下四民利用便观五车拔锦》中，祭文仅称“牲醴清酌”或“酒馔”。
又如，清代的《酬世锦囊》一书的祭礼祝文类格式，前后书写格式基本都作“岁次月日谨以刚鬣牲醴之仪，致祭于......伏惟尚飨”等，以“刚鬣牲醴”涵盖大部分场合下所用的牲畜、酒品，可见在某种程度上有统一祭品称谓体例的考虑。简化、统一称谓的目的，就是减轻人们从儒家礼仪规定中所承担的负担。
此外，在更多的明清日用类书中，甚至经常将祭文的祭品宣读部分忽略不写，只保留诸如“伏惟、伏愿”和“尚飨”等字眼作为祭文体式的框架，其余的行文则套用文学式的哀祭文风格。日用类书祭文在祭品等方面的书写格式单一化或自我消解，虽然看起来存在对过去一些礼仪规定的混淆和误用，但确实为礼仪走进庶民生活之中提供了便利。
献祭品在早期的贵族社会礼仪生活中是一大开支，而对明清时的大众来说，只需在各种祭祀场合分类准备基本的物品，不必造成更多财产和精力的浪费。明清时期的人们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