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次，咱们暂时离开了鲁国，去郑国看了看庄公清剿本国“盟向之叛”的故事。虽然这个平叛的过程并不困难，但天子在幕后作梗，姬寤生自身精力渐衰，以及“铁三角”组合分崩离析的这些问题，还是让人不禁替他们的未来产生了担忧。只不过，对于郑国的这些担忧还为时尚早，咱们不如先回到鲁国来吧。因为这一次，鲁桓公又自作主张办了两件事，被人无情地讥讽了一番，所以“闲叙”想带大家回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毕竟，鲁桓公是一国之君，敢讥讽他的人也一定不是一般人。那到底是谁这么大胆敢讽刺国君呢？咱们这就开讲。
要说敢于讥讽国君的人，相信用不着在下多说，各位大概也能猜到他们就是用笔如刀的《春秋》史官们了。正如他们在书写历史时，基本上不用什么严苛或辱骂的辞藻，似乎只是在叙述史实。但就在这看似不经意间，用笔法给事件的主人公来上“两刀”，保准叫他吃不了兜着走，甚至会让其留下难以抹去的恶名。刚好这一回，桓公姬允就撞到了他们的“刀口”之上，办了两件令史官们不满的事，被记在了史书之上。
鲁桓公违制，被《春秋》史官记了下来那鲁桓公这次到底干了两件什么事呢？其实，说是两件事，在《春秋·桓公八年》之中史官们只用了“烝”这一个字眼来表述。所不同的只是时间，一次“烝”发生在春季正月，另一次则是发生在夏季五月。说明姬允应该是在同一年中连续犯了两次相同的错误，才被记上了这么两笔。可说了半天，这个“烝”到底是个什么错误呢？
简单来说，书中所记的这个“烝”，是古代一种祭祀先祖、天地或神灵的活动。并且，这项祭祀活动并不算特殊，可以说是每年都要举行的一种常例。所以，像这样经常要办的祭祀，桓公应该不会在准备工作或程序上出什么问题。那《春秋》还如此正式地记载了两遍想要说明什么呢？在下只能套用公羊先生经常会用到的一种设问形式了，即“常事不书，此何以书？讥”。至于“讥”的是什么，《公羊传》给出的原答案是“讥亟也”，即讥讽桓公举办得太频繁了。而我想给他再补上一条罪责，那就是史官要讥讽桓公举办“烝祭”（有的书中也写作“蒸祭”）的时节也不对。
公羊高认为鲁桓公举办烝祭太频繁了这可就有些奇怪了，“闲叙”你刚刚不是还说烝祭是每年都要举行的常规活动，而鲁桓公无非就是在一年内办了两次，且这又是用来祈求先祖或神灵保佑的好事，稍稍殷勤一些也不算很多啊？另外，你自己也说了，这种经常要办的仪式，桓公早就十分熟悉了，理应不会出什么大错。怎么又说他在时节上出了问题呢？莫非要举办“烝”这个仪式还有固定的时间不成？
没错，烝祭的举办在我国古代确实是有固定时间的。并且，《春秋》这年所记载的“烝”看似只有两次，在鄙人看来姬允他其实应该搞了三次才对，这样算来是不是就显得略多了。至于您们要问这第三次是从何处看出来的呢？在下还是再把“烝祭”给各位好好地解释一下，方能把这件事讲清楚。
古代祭祀仪式所谓“烝”，的确是诸侯国君每年要举行的祭祀活动，只不过礼制也同时规定了，这个活动一年只可举办一次，是不能擅自增加的。因为，“烝”这项活动并不是一项独立的祭祀仪式，而是属于“四时祭”中的一部分。所以问题也就来了，既然是“四时祭”，一定是一年四季各办一场喽，那“烝”到底应该在哪一季来举行呢？
据《礼记》所记：“天子、诸侯宗庙之祭：春曰礿（音为yuè），夏曰禘（音为dì），秋曰尝，冬曰烝”。而郑玄在注释中更补充了此乃夏商之祭名，到了周代还略有改动：将春季的祭名改称为“祠”，夏季的祭名改称为“礿”，保留了秋、冬两季的祭名，只把“禘”给取消了。至于周人仅仅是改了个祭祀的名称，还是“禘”本身就是一种祭祀形式却被周天子所摒弃，由于资料太过稀少，已经不得而知。在下也只能说说自己的想法，即我更倾向于“禘”是一种符合夏商两朝的祭祀形式，可到了周代，这种形式已经不符合周人的习惯（或者说是周人不喜欢的形式），所以被换掉了。
《礼记》中有关“四时祭”的记载但是，无论夏商两朝和周代的“四时祭”怎么改动吧，秋、冬两季是没有变化的。而“烝”刚好就是冬季的祭祀活动，那“闲叙”此前依据《春秋》中两次记“烝”的时间（一次为春季，一次为夏季），给桓公加上的“不时”的罪责，是不是也就成立了呢？而冬季再举行烝祭属于常事守时，无需记载，是不是也符合鄙人说他一年办了三次烝祭的推测呢？若在下的这两条推测您都能认可的话，那公羊先生称鲁桓公因举办烝祭太过频繁而被史官讥讽的结论，也就更加成立了。
看来，咱们已经搞清楚了鲁桓公八年，姬允被史官们讥讽的原因了。由于他既不遵守“冬烝”的时节，还将其在一年内屡次乱用，真是活该被人骂。可是，这个问题看似被解决了，却仍有一点没有讲透彻，即上面一直提到的“四时祭”中礿（周改为祠）、禘（周改为礿）、尝、烝四项仪式，到底有何区别呢？为什么烝祭被用在了春、夏两季就那么令人不满呢？
“烝祭”乃是冬季的祭祀活动说真的，古人留给咱们的资料真是太少太少了。就目前所能找到的史籍来看，基本上只提到了四种仪式的祭名，并未告知每一项都需要准备什么祭品，又是如何进行的。所以，“闲叙”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将“四时祭”中的各项仪式逐一讲清楚了。不过，大家也无需太悲观，虽然咱们无法搞明白各个仪式的具体形式和过程，但每项仪式祭品的薄厚程度，还是有迹可循的。
这还多亏了唐代学者孔颖达，他在郑玄注释过的《礼记》之上，又为后人添加上了更加详细的注解（即《礼记注疏》中的“疏”）。在这“疏”文之中，冲远先生借“皇氏”（应为南梁学者皇侃）等人之口告诉咱们：
由于春季万物均未长成，所以“春礿（祠）”的祭品要鲜薄一些。而夏季虽然大多数的事物也未成熟，但毕竟要比春季丰富一些，所以“夏禘（礿）”的祭品能够增加一些。到了秋季，万物基本长成，特别是新谷已经成熟了，能够提供更为丰富的祭品了，所以“秋尝”又比夏季再递进一些。直到冬季年末，全部该成熟的事物均已收获，有了足够多的物资来供应祭祀，所以“冬烝”将是一年中祭品最丰盛的一次祭祀。（“烝”本身就有众多的意思，古人用这个字作为祭名，就是在告诉后人冬季的祭品是最多的）
孔颖达对“四时祭”祭品薄厚的注疏现在大家应该能彻底搞清楚了吧。鲁桓公在一年中多次举行“烝祭”，表面上看是他不守时节，实际上真正被人诟病的是他太过铺张浪费了。姬允竟然在万物未成的春季，以及万物正在生长的夏季，强行举办了祭品最丰盛的“烝祭”仪式。如此行径势必会对百姓的生活、鲁国的国库，甚至鲁人最尊崇的礼乐制度产生不良的影响。鲁国的史官们一方面要替国家的前途担忧，一方面又痛恨国君的昏聩，才在《春秋》中留下了这样的印记，供后人来评说鲁桓公的是与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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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云图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