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蜀地区自古就因独特的地理环境形成了较为封闭的生产模式，这也导致川蜀地区的古代文明呈现出独具一格的风貌。著名的三星堆遗址便坐落于四川盆地。这里出土了引起无数遐想和议论的青铜人像，至今仍有许多人试图解开其背后的含义。
三星堆固然是古蜀文明的一个重要坐标，但是随着铜矿的发掘殆尽和气候的变迁，以青铜为核心的三星堆文化渐渐衰落，蜀地的前人放弃了先前对青铜的冶炼，寻找一块新的沃土，作为三星堆文明的传承，建立起古蜀国另一个文明的中心。在那里，人们用玉石、象牙、木材和黄金继续书写着古蜀的信仰，直至消亡。而这座成为文明中心的古蜀都邑，坐落在如今被称为金沙的地方。
金沙遗址的发现纯属偶然。年，某房地产公司在成都西郊施工时发现了这片古蜀国的遗存。
经过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勘探，目前可以确认金沙遗址的占地面积至少为四平方公里，相当于个足球场，虽然不及三星堆遗址十二平方公里的占地面积，但依然称得上规模宏大。
自年至今，金沙遗址的发掘工作持续不断地进行着。目前清理出的区域按照遗存、土质和埋藏其中的器物可以大致划分为地面建筑（即居住场所）、墓葬以及祭祀区域。
祭祀区域出土的文物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器型丰富，除了大量玉器、铜器和石器外，还有用象牙、鹿角、黄金等珍稀资源制作的礼器。这些遗物表明了金沙遗址绝不只是古蜀晚期的某个小型聚落，而是当时一个经济与文明的中心。
古蜀文明的一大特点是巫风盛行。
巴蜀地区自古便出神仙，比如身居西南昆仑山上的天帝与西王母，又或是死后灵魂化作杜鹃守护巴蜀人民的望帝杜宇。“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的诗句所描述的远古蜀王不是长生不死就是升于西天。
巴蜀地区的人民不但乐于创造传说，更乐于通过祭祀侍奉神明。《汉书·地理志》曾记载汉中地区“信巫鬼，重淫祀”。《华阳国志·蜀志》也将蜀地描述为“民失在于征巫，好鬼妖”的风貌。
出土于成都北郊的羊子山土台被证实为当时统治者用来祭拜天地祖先的灵台，三星堆祭祀坑中也出土了青铜人像、面具等祭品礼器，种种实证表明巴蜀的土地上确实存在过一个充满巫术气质的文明，而这些文物也是带领此地的人们进入不存在于人间的巫神世界的钥匙。
如果说三星堆最能够体现蜀人巫神崇拜的文物是巨大的青铜人像，那么金沙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两幅由纯金制成的面具。可以说理解了面具的涵义，就能够以小见大，挖掘古蜀文明中巫觋元素的意义。
面具，通常作为宗教或巫术的产物，和偶像、神像一样，都是意识的物质化表现形式。古人铸造、雕刻的面具之所以可以作为研究古人观念与信仰的媒介，也正是因为面具往往是人类意识的具像化表达。
为什么制造出一张不同于人类的面孔的行为普遍地出现在人类的各个文明中呢？或许可以归因于人类自存在以来就拥有的、对超越自我的渴望。
随着生产力的提升和技术的进步，人类可以在物理层面上实现对过去自我的超越，这不难理解。可是何以实现精神上的超越呢？人类丰富的宗教思想和艺术创造便是这一问题的回应。不论是造人的女娲还是救世的耶稣，种种被人类赋予极为崇高意义的形象往往以人类的形象为母本，或者比人类更高一等。
而面具的巧妙之处就在于两种层面的结合，让灵与肉的超越在面具上合为一体，同时发生。因此，面具也是我们窥探其所脱身的文明的一扇窗户，透过其中便可看到属于那文明的思想与追求、愿望与态度。
在学界常被称为威严面具的金沙黄金面具大小与人脸相当，是全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最完好的黄金面具。
它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三星堆青铜人像的造型风格，方脸阔面、棱角分明、神情严肃，散发着庄严肃穆的气息，给观者带来震慑之感，神格的超凡与强大便显现出来。
与威严面具风格迥异的面具被称为戏谑面具，不但形态完全不同，戏谑面具的大小也只有手掌一般，并不能够用来佩戴，作为装饰物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与规整的威严面具不同，它圆脸杏眼，完全由弧线构成，像两边咧开直至耳根的嘴角微微上翘，显露出一丝带有戏谑之感的笑意。
作为通神法器，两幅面具可以说代表了两种对待神的不同方式。与神灵建立联系并非只需要敬畏，有时通过娱乐取悦神明也是一种方式。如果说威严面具展现的是人在面对神明时的庄重，那么戏谑面具展现的便是求神过程中平静、放松的一面。
金沙遗址的年代大致处于商周之交，那时不论是生产模式还是百工技艺都处于原始而朴素的发展阶段。因此，古蜀的工匠最有可能采用的打制方法应当是捶揲，即在模具上将黄金反复捶揲，直到达成理想的轮廓。捶揲完成后制作面具眼部和嘴部的镂空，最后进行抛光，完成面具的制作。作为结果，两幅面具都呈现出表面光亮，内壁粗糙的特征。
尽管巴蜀地区目前出土的面具以三星堆文化和金沙文化为主，但是它们并非古蜀面具文化的滥觞。严格地来说，巴蜀地区最早的人类活动迹象可以追溯到两百多万年前，即使那是一个被称为原始的时代，但是并不能表明史前古蜀人没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和崇拜对象。
包括巴蜀地区的文明在内，中国文明的一项悠久的传统便是以天、地、人、神将世界上的事物和概念分层。而这些不同的层级虽然不存在重叠，却建立起某些特定的联系，人能够通过特殊的媒介与神明交流，这也是巴蜀地区巫术之风泛滥的主要原因。
作为连接人间与神界的桥梁，巫师是祭祀或通灵活动的关键。为了顺利完成两界的连接，巫师不得不寻找方法对自己进行去人格化，并达到超脱于凡人的境界。因此，人按照信仰创造了相应的面具，使巫师通过面具达成人格的剥离与超脱的发生，得以在仪式中成为神性的显现对象。
除了在用意上表现出对人世的超脱，黄金面具在造型上同样显示出神圣性。既然神的形象往往脱胎于人的形象，却要表现出对人类的超越，那么创造代表神的面具时既要留下人类样貌的线索，又要在某些方面作出与人的区分，显示其与众不同之处。
以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面具为例，虽然拥有眼耳口鼻，与人的面貌相似，但是向外伸出的双耳、向前扩张的眼睛明显不是人类的特征，很有可能是当时传说中神明的特征。《华阳国志·蜀志》曾对古蜀人信仰的蚕丛作出“其目纵”的记载。眼耳的特殊除了用作神格的凸显之外，或许还暗含了极佳的视听能力，往往被视作古蜀人对于超越人体极限的渴望。
迄今为止，中国各地的考古发现可以证明，三星堆和金沙是商代中国南方黄金制品最集中的区域。横向对比三星堆文化和金沙文化便可发现，年代稍晚于三星堆文化的金沙文化中黄金制品的比例大幅上升，两幅黄金面具便是证明。
巴蜀自古便产黄金。作为地名，“金沙”从五代时期便被沿用下来，预示着此地富饶的金矿。生长在此地的古蜀人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古蜀黄金文化也由此奠定了物质基础。而发达的青铜冶炼技术则成为制金业发展的技术支持。
砂金矿和岩金矿是金矿最主要的两种形式。砂金指的是受到侵蚀的岩金矿分散在河流或陆地，在水中或沙子里淘金也是古蜀人获取黄金的主要途径。岩金矿则需要集中的采矿和必要的冶炼技术。《华阳国志·汉中志》对于蜀地涪县曾有记载：“孱水出孱山，其源出金银矿，洗取，火融合之为金银。”结合其他蜀地对于冶金的文献记录来看，这应该是今天被称为火法炼金的技术。
不管是与中国北方相比还是与南方其余地区相比，金沙文化的黄金制品都足以代表商周之交时期巴蜀地区冶金、制金技术的最高水平。以金沙文化出土的太阳鸟金箔为例，这片厚度只有0.02厘米的金箔，具有高达99%的含金量。
在冶金技术的发展与黄金崇拜的社会观念的双重作用之下，金沙文化孕育出令惊艳后世的黄金面具。这两幅黄金面具不但融合了蜀人对于超越的渴望、对于神明的敬仰，更体现了古蜀人透过自然表现思想的独特审美方式。
黄金独一无二的光泽与所有色彩都不相斥，反射出的光在人的视觉上富有冲击力。只蕴含于纯金中的永久的色彩，就像太阳的光芒一样照射在渴望超凡入圣古蜀人眼中，让他们得以在有限的生命里窥视到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