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楠溪麦饼是何高人发明现在已无从考证了，在我看来它应该起源于祭品。最近这段时间，位于永嘉通景公路烘九线（原41省道沙头镇石柱村段）与珍溪口大桥交汇处，有几十年历史的王徐记麦饼无意间成了网红，这勾起了我的无限回忆，尤其在这思念先人的清明期间。
像众多永嘉弹棉郎的第二代一样，小时候我作为留守儿童跟爷爷奶奶长大。每当“芒种”前后收割好小麦时，奶奶都要选出上好的麦子挑去村头的磨坊磨麦粉，然后买回一点平常难得一见的猪肉，拿回家做“尝新”麦饼。
对奶奶来说，做“尝新”麦饼是一件很庄重的事。记忆中她会毕恭毕敬拿出保管得很好的一张画有图案的纸，据说是“净水符”，然后带着虔诚的心把它给烧成灰，用水把灰泡在碗里，再用冲泡的清水洒一下锅碗瓢盆。这是必不可少的前奏，接着就是准备馅料。剁碎的家养猪肉是其一，肥中带点瘦，吞下去就会很滑溜。但毕竟肉贵，所以自家腌制的香喷喷酸溜溜的咸菜才是主角，把咸菜洗净切碎，和肉一起，加佐料拌好待用。
经过和面、发面、揉搓等工序，面团有了充分的韧性后，搓长切分成中等大小的几块，再一一把它们揉成馒头状的面团，捏出一个碗状的凹形，将搅拌好的馅料放进去，然后旋转着捏拢面皮使它闭合。放馅料后的这道工序技术难度最高，捏得太薄擀开时容易露馅，捏得太厚擀开时面皮又不均匀。
奶奶继续把包好馅料的麦饼团儿用光滑的擀面杖擀开，这擀的过程是第二难的工序，要均匀用力，两面轮流翻来翻去的擀，发力要恰到好处，如此才能擀出厚薄均匀的麦饼皮。
所以说做麦饼是项技术活。相传早期西方有传教士来温州时吃了楠溪麦饼，对它的美味赞不绝口。回到欧洲老家后还经常想念楠溪麦饼的美味，就自己动手做麦饼，可他怎么也琢磨不透如何把馅料放进面团里面，最后干脆把馅料放在面皮上一烤了之。就这样他成为了西方“披萨”的发明者。
不仅仅粗手大脚的西方人，很多厨艺高超的新媳妇也栽在做麦饼这事上，所以楠溪山区有句俚语叫：媳妇好做，麦饼难挞（温州话读音）。
做麦饼这事，男人基本上插不上手，小时候的我基本上是充当“火头军”。完成这些工序后，就轮到我“火头军”表现了，眼巴巴等了这么久，嘴里早惦记锅里的美味了。点上柴火烧起熊熊火焰，巴不得早点熟。不好，闻到了一股焦味！火烧得太旺了。“把火分两边，分两边！”奶奶急促大叫。可是太迟了，几个麦饼一面已经烤焦了，免不了又是一番训。经过一次教训后我也明白了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得用温火均匀地烧锅底，才能烤出焦黄香脆的“尝新”麦饼。终于可以出锅了，我迫不及待地伸手去掰麦饼时，“啪”的一声手又被奶奶打了回去。“等等，先要拜佛佛和老祖宗”。奶奶挑出几个没烤焦的麦饼，摆在镬灶头灶神像前，还有正厅的大堂曾祖、高祖的香案前，点上香蜡烛，嘴里念念有词。大致意思是感谢土地灶神庇佑风调雨顺，老祖宗保佑家境平安。佛佛和老祖宗吃过了，总算轮到我吃了。奶奶把供过的麦饼拿给我，照例说上一句：“吃了快长快大！”
奶奶在灶上忙前忙后，爷爷则是个典型的大男子主义者，农活不让奶奶上山下地，家务事他自然也是双手垂下“天楼瓜”（丝瓜）一样，只手不碰。看着差不多火候了，他就坐到吃饭桌上，倒起自家老酒汗，悠闲自得慢慢抿，专等着麦饼上桌。喝到高兴处会用筷子蘸点老酒放我嘴里，我这酒量估计就是这样从小给锻炼出来的。
作为二房长孙，爷爷也是极其疼爱我的。但是到了农忙季节，我感觉我的地位不如家里的耕牛。早上天空刚刚鱼肚白，爷爷就毫不怜惜地把沉睡中的小小的我拎起来去放牛喂草，老黄牛耕地回家吃饱后，爷爷还会给它加餐，用削尖的毛竹筒装上黄酒喂到它嘴里，让老黄牛解解乏好好休息。这个时候我也没法妒忌老黄牛，它的力气比我大多了，能否吃上麦饼也全靠它出力。
祖辈对土地和耕牛的爱也就是对家的爱！祖父母出身农民之家，和旧社会大多农民的孩子一样没有文化，没有教给我高深的做人道理，但他们以自己勤劳善良，知恩图报的做法言传身教，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美好的种子！后来祖母把麦饼手艺传给了母亲，同样勤劳的母亲做了创新和发展，她和父亲起早贪黑，靠着麦饼手艺养活了我们一大家子人，并供家里3个孩子读完了大学。
现在想来，尝新麦饼这种传统也无关宗教信仰，这是一种最朴素最纯粹的情感，即人要懂得感恩，感恩大自然的赠予，感恩他人乃至动物的帮助。吃着麦饼，慎终追远，永远不要忘掉自己的根和那片养我育我的故土。（作者：王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