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是《新郑新技能群体》的第二章：古代新郑和新郑人本篇分为三节：第一节，新郑人及其人生哲学。新郑这个地方，人们自古以来就做着种地和养蚕这两件事。这两件事，都比较枯燥，需要很大的忍耐力，才能去做这两样工作。要想理解种田或养蚕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可以想象一下减肥，都是为了未来的美好愿景而忍受当下的痛苦。这样就能深刻理解新郑这个地方人民的性格有多吃苦耐劳和坚韧不拔了。第二节，新郑商业的来源及其影响。商业发达对新郑人有着很大的影响，在产业结构上，除了原有的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外，又新增了和商业密切相关的发达的第二产业制车业，以及第三产业：交通运输、仓储、信息传输、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娱乐业等。同时商人走南闯北，见识广博，思维灵活。土地不再是赖以生存的唯一需要。第三节，是新郑的区位禀赋及其宿命。郑国无险可守，又盛产粮食和丝绸，商业发达，积聚不少财富，因而郑国本身就是一块珍宝。而所有丰饶的土地，都和新郑一样，必须属于一个拥有强大军事力量和广阔战略纵深的大国，才能专务发展，享有安稳的生活。一、新郑人及其人生哲学新郑，位于郑州东南部，紧邻郑州，是由郑州市代管的县级市。新郑在我国古代历史上，曾经是一个万众瞩目的地方。其实这句话放在河南任何一个地方基本上都对，放在整个河南省也对。毕竟古代河南气候温润，盛产大象。气候温润，换句话说，就是盛产粮食。粮食多了，人民不必在生存线上挣扎了，于是文明就产生了。不仅如此，而且新郑的高光时刻来得非常之早，可以说是中原地区最早步入辉煌时代的地区。距今多年的裴李岗文化就产生于新郑。但是气候温润并不一定就盛产粮食，比如现在的印度。他们现在也有很多大象。他们的耕地面积比我们的多，但是他们的粮食产量还不到我们的一半。关于这个问题，有人找了很多原因，比如说印度的工业不行，没有农机、化肥、农药、高产粮种，再就是水利设施不足、土地所有制限制，洪水，大旱，高温导致水的蒸发量非常大，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古代新郑差不多都存在。只有一条，是我们克服了的，那就是高产良种。所以虽然无法比较古代中原地区和现代印度的粮食单产，但可以肯定的是，古代中原地区的粮食产量，在当时处于非常先进的水平。毕竟文明在这里很早很早就产生了嘛！这高产良种是谁主持培育的呢？黄帝！古籍记载黄帝除了能打仗之外，最大的功绩就是培育高产良种。此外，黄帝家族还掌握着最先进的材料科学。这就是他的元妃嫘祖所发明的养蚕缫丝技术。现在的高精尖技术一般也就能垄断个几十年。而养蚕缫丝技术太复杂了，足足被我们垄断了数千年的时间，直到东罗马帝国把这项技术偷去。东罗马帝国为啥着急学会这项技术呢？因为丝绸衣服是当时的顶级奢侈品，进口我国丝绸导致黄金大量外流，以至曾立法禁止穿着丝绸服装。现在西方出口给我们的奢侈品，只是设计时尚。而当时我们对他们的奢侈品出口，垄断之处在于先进的材料科学。所以作为黄帝故里的有熊国新郑，在距今年左右的黄帝时代，作为全球最发达的农业技术和材料科学聚集区，到达了它历史上第二次耀眼的高光时刻。也就是说新郑这个地方，人们自古以来就做着种地河养蚕这两件事。这两件事，都比较枯燥，需要很大的忍耐力，才能去做这两样工作。要想理解种田或养蚕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可以想象一下减肥，都是为了未来的美好愿景而忍受当下的痛苦。这样就能深刻理解新郑这个地方人民的性格有多吃苦耐劳和坚韧不拔了。毕竟是祖祖辈辈都怀着对未来收获的美好憧憬，而日复一日地根据时节的变化从事着辛苦、枯燥、乏味工作的民族。生存方式无比深刻地影响着人生态度。这样的水土，养育了这样的人，这样的人世世代代做这两项工作，经过长久的磨练，经过漫长岁月的传承，才养成了这样的人生哲学。所以新郑人骨子里就有的纪律性和坚韧的意志是源自内心，源自骨髓，源自几千年固化在基因中、支撑民族繁衍生息的人生哲学，甚至自己通常都意识不到自己有这样的人生哲学。而每当有危机发生，这样的人生哲学就会出来激发人们、指导人们，让人们做出正确的选择。多说一句，其实这是种花家的共同人生哲学。观察新郑，其实也就是观察我们自己。二、新郑商业的来源及其影响黄帝之后，夏朝曾定都于此。距今三千年左右的商朝曾定都于紧邻新郑的郑州，新郑位于帝都旁侧，可以想象就是如今天津的区位。有紧邻帝都的骄傲，也又紧邻帝都的烦恼。不过商朝迁都非常频繁，新郑就慢慢远离了政治中心。商朝灭亡以后，一些商朝遗民被掳到陕西镐京（今陕西西安）附近。不许他们种地，只能做些小买卖维持生计，这就是商人这个词现代意义的来源。商人在周朝，政治地位低下，经常遭到强买强卖，苦心经营挣得的钱财也经常被强征，日子不太好过。商朝刚刚灭国，有些商人还不十分死心，经常想着复商，那更是要遭到无情的镇压。武王克殷，建都镐京。封建亲戚，以藩屏周。新郑这块地方那时属于虢国和郐国。虢国是周文王姬昌之弟虢仲所受封的封国。而郐国历史文则非常久远，是黄帝的曾孙帝喾时代就有的古国。据说商朝时，帝喾弟弟吴回的孙子会人被封于郐，后来周灭商，承认他家的统治，再封于郐。三年后，武王驾崩，成王登基，武王的弟弟周公旦摄政。为加强对东部的控制，周公旦和召公奭商量了一下，决定以三门峡陕县为界，分陕而治。召公管理陕之西（这是陕西名字的来源），而周公管理陕之东。武王在世时，就曾想开发浦东，哦不，陕东。周公摄政后，继承武王遗志，正式开发了陕东，营建洛邑（今洛阳），是为成周。并把很多商朝遗民迁移在这里居住。镐京就称为宗周了。这时郑国还没有登上历史舞台。但是要注意，成周这里居住的多是商人后裔，这一点对后来的郑国十分重要。西周晚期，周宣王二十二年，封弟弟姬友为郑伯（即郑桓公），封地在陕西的郑县，属于周朝王畿内的采邑，毕竟外面的地都封完了。虽然起点不高，不算是正式的诸侯，好歹这是郑国的起源了。郑桓公就在周朝任司徒。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官。掌管土地和人民教化，同时郑桓公还掌管军队，总理王宗政务，又是国君的弟弟，可以说大权在握。郑桓公这人有个特点，就是非常有契约精神，不仅对周民非常仁慈，对那些经商的商人也非常友好。还和他们签订了一个条例。条例规定商人不可以叛乱；而国家保障商人的正常经营活动和私有财产安全。所以郑桓公的封地里，商业活动就慢慢发达起来。此时商朝灭亡已久，西周都快灭亡了，商朝复国的事情渐渐就不太有人提起了，商人们对郑桓公都十分忠诚。就连成周洛邑那里的商人们，也都思慕郑桓公。宣王崩，周幽王即位，就是烽火戏诸侯的那位。郑桓公见周室倾颓，王室多故，问计于孔明，哦不，问计于史伯。史伯说：“宗周镐京将倾，北狄、西戎将灭镐京，陕西不能再待下去了。陕东洛邑已经被周公开发了，君只能去开发洛东了。洛邑周围要么是蛮荆戎狄，占尽天时，此诚不可与之争锋。要么是周王室宗亲的封国，已历多世，国强而民附，占尽地利，此可用为援而不可图也。只有虢、郐两国，国君骄奢淫逸、贪得无厌。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君既王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公平交易，支持商业发展，可占人和。先以周难之故，将国人和财务寄放于虢、郐，待天下有变，虢、郐之君既骄且贪，必将背君，此时君则将成周之商人以伐虢、郐，商人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君者乎？诚如是，无不克矣。君跨有虢、郐，西和诸戎，南抚荆蛮；外结诸侯，内修政理，则大业可成。惟君图之。”恒公依计而行。先把郑国的人员、财务寄存到虢、郐两国。两国或是想着有朝一日据为已有，或是惧怕郑桓公王叔和司徒的身份，就答应了。于是献出十邑寄存郑国的人员和财务。这时在陕西的商人们都迁到了虢、郐之地，参与洛东大开发。不久周幽王果然被灭，然而郑桓公也随之罹难。他的儿子郑武公就灭掉了虢、郐两国，郑国正式东迁于新郑。此时的新郑人，除了从事自古以来的两项工作：种田河养蚕以外，又有一部分新郑人开始了新的事业：经商，这就是从陕西和洛邑追随郑桓公而来到新郑的商人们。商业发达对新郑人有着很大的影响，在产业结构上，除了原有的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外，又新增了和商业密切相关的发达的第二产业制车业，以及第三产业：交通运输、仓储、信息传输、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娱乐业等。商人走南闯北，见识广博，思维灵活。土地不再是赖以生存的唯一需要。三、新郑的区位禀赋及其宿命周平王定都洛邑，东周开始。新郑这块地方，就是郑国所在地，紧邻国都洛洛邑（今洛阳），郑国国君郑武公在周平王的王宫里任卿士，重权在握。因而郑国虽然不大，但是在诸侯国中地位十分显赫。郑国处于中原腹地，周围都是周王朝的王室宗亲历代经营的封国，这就注定了郑国没有太多向外扩张的余地，导致郑国没有任何战略纵深，只能苟安于此。而郑国无险可守，又盛产粮食和丝绸，商业发达，积聚不少财富，因而郑国本身就是一块珍宝。只是保护这块珍宝需要强大的实力，偏偏郑国又缺乏这个实力，郑国内甚至没有可供生产兵器的重要军事资源铜矿。加之郑国的地理位置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紧东周国都洛邑。其疆域东有汴梁、南包许昌、西距虎牢、北越黄河（见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下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年版，第页）。得郑者可以觊觎整个中国。但同时，占领郑国也是危险的，如果没有强大的力量保有郑国，就意味着自己也将成为别人刀俎下的鱼肉。其实本来，除了军事实力以外，郑国还有一个看不见的屏障可以维护自身的安全，那就是天下共主周天子的威慑力。虽然东周已经远远不如西周，但毕竟还拥有一定的威望和实力，还维持着各国诸侯国共存的秩序。然而郑武公薨逝之后，他的儿子郑庄公却屡次挑衅周王的尊严，终于打掉了郑国自身赖以生存的秩序。为什么了郑庄公会有如此不明智的行为，率先挑战东周天子的权威呢？很大可能性是因为郑国商业发达，和其它各个方国之间、和蛮荆戎狄之间交往密切，因而思维定式容易受到外来思潮的冲击，对现有秩序的尊重容易受到瓦解。综观郑庄公本人的表现，也确实是在旧的秩序和个人野心之间不断摇摆、纠结。思想摇摆反映在行动上，他的行为也忽左忽右。他曾经率兵抢夺周天子成周洛邑的禾麦；然而在东周国都洛邑粮荒之时，他又曾亲自运粮朝拜。他领兵与周桓王的部队对峙时，相持中他的部下一箭射中周桓王肩膀；然而周桓王中箭后他又连夜探望。这些廉价的姿态不仅不能弥补拜他所赐已不复存在的天子尊严，反而是对天子至尊的进一步嘲讽。而这种摇摆的态度使得郑国充满顾虑，既不能破釜沉舟开疆拓土，充分壮大自身的力量以保全自己；又亲手毁掉了本来可以保护自己的周天子的威势。因而郑国的灭亡也就是注定的了，郑国内部的动荡只不过是加剧了这个过程而已。郑庄公射中的是周桓王的肩头，也射中了郑国命运的咽喉。他在膨胀的野心中试图打破旧的秩序，然而他的子孙却发现，再也没有周天子那样仁慈的君主了，想要的仅仅是郑国的忠诚和尊重。别的霸主，觊觎的是整个郑国的国土。郑国跃跃欲试想要成为新的霸主、建立新的秩序，结果却发现自己成为了新秩序的祭品。而此时，危险正在四周慢慢升腾。周王朝的边境大国，如秦国、晋国、楚国等，都在与默默地向外扩张国土、积蓄实力。而郑国却在郑庄公死后迅速陷入内乱。加之北邻强晋、南邻霸楚的尴尬之地，郑国便交替被晋、楚两国征伐。郑国的归属成了晋、楚两国争霸的一个重要标的物。春秋末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战国开始，郑国又成了魏国、韩国和楚国竞相征服的对象。终于为韩所灭，韩国迁都新郑。这是新郑历史上最后一次成为国都。而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也成为了新的“郑国”，于公元前年，成为六国中第一个被秦所灭的诸侯国。此后，新郑就成了秦国的一个县。秦，是有力量保护自己的珍宝的。新郑不再拥有国都的荣光，但也不再是诸侯争夺的战场。此地原属郑国，所以本打算称郑县。后来因为陕西还有一个郑县（即西周晚期郑伯最初的封地，郑伯，也就是郑武公的父亲郑桓公），所以就把这里称为新郑。新郑之名就来源于此，和郑州没有一点关系。郑州这个名称，在历史上出现得非常晚，最早出现于公元年，东魏孝静帝将颖州（今许昌市魏都区）改称郑州。北周大定元年（年）郑州又改为许州。隋文帝杨坚于开皇三年（年），将荥州（今郑州地区）改名为郑州。这就是真正的郑州了。说新郑的历史，除了说明新郑的由来，其实想说的是，所有丰饶的土地，都河新郑一样，必须属于一个拥有强大军事力量和广阔战略纵深的大国，才能专务发展，享有安稳的生活。参考文献：[汉]班固撰：《汉书》[M]，[唐]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年版。蔡全法：《郑国祭祀遗址及青铜礼器研究》[J]，《文物》，年第10期。蔡莹：《从左传看郑国的文化空间》[J]，《嘉应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年4月，第26卷第2期。陈巍、汤威：《登封袁窑郑国春秋墓出土鲁侯壶探考》[J]，《文物天地》，年第8期。程浩：《牢鼠不能同穴:基于新出土文献的郑国昭厉之乱再考察》[J]，《史林》，年第3期。程远荃、郑元辉：《郑国东迁之都与郑氏祖茔述略》[J]，《黄河科技大学学报》，年12月，第8卷第4期。代生、张少筠：《清华简系年所见郑国史事初探》[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6月第21卷第3期。邓国军：《春秋时期郑国氏族流变考》[J]，《安阳师范学院学报》，年第3期。房占红：《七穆与郑国的政治》[D]，吉林大学，年房占红：《论郑国七穆世卿政治的内部秩序及其特点》[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6期，总第期。韩国河、陈康：《郑国东迁考》[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3月第52卷第2期。郝花萍：《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鄭國三篇集釋》[D]，西南大学，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新郑市郑韩故城郑国祭祀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年第2期。黄敬刚：《春秋时期郑国祭祀遗址的音乐文物考古研究》[J]，《临沂大学学报》，年第2期。黄永堂译注：《国语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年第1版。李峰：《西周金文中的郑地和郑国东迁》[J]，《文物》，年第9期。李韶华：《从郑国祭祀遗址出土乐器组合看郑风“其细已甚”问题》[J]，《古代文明》，年7月，第13卷第3期。李胜振：《晋楚霸业之争与郑国、宋国的悲剧》[D]，陕西师范大学，年。李学勤：《由《系年》第二章论郑国初年史事》[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7月，第28卷第4期。李亚男：《春秋时期郑国辞令研究》[D]，广西大学，年。李玉洁：《春秋时期郑国的成文法与“悬书”》[J]，《中州学刊》，年第1期。李玉洁：《郑国的都城与疆域》[J]，《中州学刊》，年第6期(总第期)。梁霞：《春秋时期郑国外交研究》[D]，山东大学，年。林宝华：《春秋郑国卿族的权力维系及其历史变迁》[D]，江西师范大学，年。刘光：《清华简《郑文公问太伯》所见郑国初年史事研究》[J]，《山西档案》，年第6期。刘志玲：《论春秋时期郑国的外交政策》[J]，《鄂州大学学报》，年第9卷第2期。牛春秀：《郑国古城址的空间演变研究》[D]，郑州大学，年。任中峰：《春秋时期郑国的国际会盟策略》，[J]，《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年第2期。沈端民：《弦高智退秦师与郑国的经济实力》[J]，《湖湘论坛》，年第3期。沈鸿：《郑国历史传说的文化内涵及文学价值》[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5月，第40卷第3期。《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毛诗正义》[M]，[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龚抗云等整理，刘家和审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第1版。《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春秋左传正义》[M]，[周]左丘明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浦卫忠等整理，杨向奎审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第1版。《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周礼注疏》[M]，[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赵伯雄整理，王文锦审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第1版。史雪飞：《郑国城市研究》[D]，郑州大学，年。[汉]司马迁：《史记》[M]，[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北京：中华书局，年版。王守民：《论左传中的郑国子产》[J]，《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2期。王晓勇：《论春秋中期郑国由盛转衰的原因》[J]，《唐都学刊》，年5月第23卷第3期。王晓勇：《从地理环境看春秋时期郑国之盛衰》[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4期，总第62期。王宇：《新郑郑国祭祀遗址相关问题研究》[D]，吉林大学，年。王珏、董蕴河：《两周之际郑国谋霸战略得失考论》[J]，《管子学刊》，年第4期。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年版。吴爱琴：《以郑国为例谈春秋礼的特点》[J]，《开封大学学报》，年9月第31卷第3期。吴爱琴：《春秋时期郑国礼乐文化与国家礼制冲突》[J]，《中州学刊》，年10期。吴爱琴著：《郑国史》[M]，北京：科学出版社，年第1版。吴风池：《试论春秋时期郑国的婚姻特点及成因》[J]，《黄河科技大学学报》，年7月第12卷第4期。伍广庆：《郑国前期诸子夺位之乱浅析》[J]，《安阳师范学院学报》，年第3期。谢光泽：《子产改革郑国经济浅析》[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年第1期。熊栋梁：《郑国东迁历史地理研究》[D]，《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年。杨建敏：《从世本记载看郑国四都三迁》[J]，《黄河科技大学学报》，年7月，第11卷第4期。杨文胜：《郑国青铜器与楚国青铜器之比较研究》[J]，《中原文物》，年第3期。杨文胜、李晓莉、韩越：《郑国青铜礼乐器祭祀坑相关问题讨论》[J]，《华夏考古》，年第2期。虞万里：《郑风·缁衣诗旨与郑国史实、封地索隐》[J]，《史林》，年第1期。詹婷：《春秋时期郑国罕氏家族政治世袭考论》[J]，《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1期。张莉：《登封告成春秋郑国贵族墓研究》[J]，《中国历史文物》，年第5期。张渭莲、段宏振：《春秋时期中原核心文化区的重构与郑国的兴衰》[J]，《中原文化研究》，年第2期。晁福林：《论郑国的政治发展及其历史特征》[J]，《南都学坛》，年第12卷第3期。朱夏楠：《从“齐大非耦”看春秋初期郑国的地位》[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年第29卷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