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邓家湾遗址里宗教祭祀遗迹不断被发现，它包含屈家岭文化因素和石家河文化因素，在中国史前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界定的宗教遗迹涵义、究明宗教祭祀遗迹在邓家湾遗址内出土情况的基础上，探究史前宗教在中国史前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特别是其在文明起源过程中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以加深对中国史前社会宗教这一重要社会现象的理解。
关键字：邓家湾遗址；宗教祭祀遗迹；史前宗教；文明起源
邓家湾遗址文化内涵丰富，跨越了五、六百年，发现了大量墓葬、灰坑、少量房子等遗迹，包含屈家岭文化因素和石家河文化因素。屈家岭文化期的祭台和大型筒形器遗迹，石家河文化期的套缸遗迹，以及大量陶塑动物、红陶杯等，同样引人注目。这在迄今已发掘的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诸遗址中，属于罕见现象。[1]严文明先生认为邓家湾的这些罕见遗迹遗物与宗教祭祀有关。[2]1-6童恩正先生也持相似意见，他说：“在原始社会后期，宗教仪式的举办和宗教场所的兴建可以说是组织和影响群众最方便的手段，这种凝聚力有时连生产和战争活动也难以比拟。在从事以宗教为目的的社会活动的过程中，氏族的上层集团得以逐渐地掌握了控制人力和资源的方法和途径，并使之制度化和经常化”。[3]邓家湾遗址中大规模的宗教场所，应是贵族集团为了组织和影响群众，进而控制人力和物质资源而设置的。
一、引言
宗教的定义在学术界有很大争议，中国普遍采用恩格斯的定义法，即宗教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虚幻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在历史的初期，首先是自然力量获得了这样的反映，而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又经历了极为不同和复杂的人格化”。[4]宗教的起源与人类本身的意识发展有密切关系，万物有灵、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等形式便会随之而产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宗教发展成为一种人与自然沟通的途径，社会上层集团甚至利用宗教将政权神话，企图实现对自然、人类社会的控制。这种现象在原始文化晚期屡见不鲜，如良渚文化遗址中的瑶山祭坛、汇观山祭坛，红山文化女神庙和东山嘴的石圆圈遗迹等，这一时期的祭祀坑、祭坛墓地、礼仪性用具也有较多发现。
随着生产剩余的增多，社会复杂化加剧，宗教与权力的结合日趋紧密，到原始社会晚期，宗教的功能已不限于祈求丰收、消灾除难、惩恶扬善，已发展成一种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并为政权的构成方式提供理论依据和组织原则，神权为政权服务。与此同时，为社会政权服务的宗教祭祀遗迹应运而生，人类即将踏入阶级社会的门槛。
二、宗教遗迹的界定
宗教现象可分为两大范畴：崇拜对象和献祭仪式。[5]前者多是通过外形刻画、雕塑、确立模拟物等物化形式得以保存；后者则是一种实际操作过程，会因时代、地域、民族的不同而有差异，且因年代久远而很难复原，我们只能通过考古发掘得来的宗教祭祀遗址、礼仪性用具以及古籍记载，去了解和推测古代的宗教信仰情况。在石器时代，崇拜形式是多样的，主要有早期的“万物有灵”观念，到了新石器时代，出现了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生殖崇拜、鬼灵崇拜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神权与政权的关系日趋密切，人类社会从神权占支配地位的时代逐渐过渡到神权为政权服务，政权逐渐凌驾于神权之上，社会的阶级分化加剧，文明社会呼之欲出。
整个新石器时代，宗教祭祀遗迹在中国各区域文化中都有发现，并因时代、地域的不同而有细微差异，如有石圆圈祭祀遗迹的兴隆洼文化[6]和新县胡头沟遗址；[7]年在濮阳西水坡M45中发现了蚌壳摆塑的龙虎图案；[8]在良渚文化诸遗址中发现多处祭坛、祭坛墓地以及独具特色的礼仪性用具，如瑶山祭坛；[9]此外，在福泉山、[10]赵陵山、[11]张陵山、[12]反山、[13]汇观山[14]等都有类似的宗教遗迹发现，不胜枚举。本文仅以邓家湾遗址所出土的宗教遗存为例，来解析这些宗教遗存中所包涵的宗教因素，宗教崇拜对象主要是指陶筒形器和陶塑动物模型；献祭仪式则是指一些特殊房址和灰沟，殉葬类遗存也可归入此类。
三、邓家湾遗址中的宗教遗迹及其内涵解析
科林·伦福儒曾总结了四种判断宗教遗迹的方法，[15]-即：仪式要在一个特殊的、与自然相结合的地点（例如洞穴、小丛林、泉边、山顶）举行；还可能在一个独立的具有仪式功能的特殊建筑中（神庙或教堂）举行；这种特殊建筑中可能存在相应的仪式设施、工具（祭台、灶、灯、礼器、铃、仪式用的随身物品等）；圣区应有反复出现的象征物。
依据这一定义及目前考古发掘资料，邓家湾遗址具有祭祀性质的遗址大致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屈家岭文化遗存中与宗教活动有关的遗迹，二是石家河文化遗存中的宗教遗迹。石家河文化是长江中游地区继屈家岭文化以后发展起来的一个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
（一）屈家岭文化期的宗教遗存及其内涵解析
屈家岭文化遗存中存与宗教活动有关的遗迹主要有以下3种：[16]28-31
1.筒形器遗迹
筒形器分布集中，多是泥质红陶，相互套接。严文明先生认为宗教性活动后将筒形器打碎后掩埋形成了筒形器残片。[2]3张绪球先生认为筒形器是一种巨型陶祖，因其在外形上与金文或甲骨文的“且”字相似。[17]-郭伟民先生则在将其分解为四部分后，认为只有其中一部分的摆放可能是有意倒置，其余是可以竖立的。[18]更有学者认为筒形器的功用是为祈求人丁兴旺、种族繁衍。[19]依据目前所知材料是无法准确推断筒形器的具体用途的，但它肯定是举行宗教仪式时使用的重要道具，但并不具有象征权势或财富的特殊意义，所以用过之后应是与其他陶器一起丢掉。
2.土台与灰烬遗迹
位于T11东南部，整体平面大概呈圆形，暴露部分约四分之一，平面半径约2.5米。遗迹整体可分三部分：一、底部，为垫土，分三层，皆较纯且呈缓坡状向内倾斜，第一层为黄土，第二层为灰色黏土，第三层为黄色黏土；二、中部土台，平面略呈半椭圆形，边缘陡直，用灰色黏性杂土堆筑，内含极少陶片，台面上有一层灰烬，台中央的石头被烧成灰绿色，灰烬中发现有彩陶杯5件、石斧1件，烧焦的兽骨、动物牙齿等；三、土台外围灰烬，土质较黏，红褐色，内杂红烧土和炭末。
3.红烧土、灰烬与柱洞遗迹
位于T11西部，由红烧土、灰烬堆积和柱洞组成。灰烬堆积的中心部位平面呈圆形，由两层红烧土和两层灰黑色灰烬组成。共发现柱洞3个，分布于该遗迹的北部、东北部和中部偏南处，均打破第二层，其中D2内有木柱被火烧毁的痕迹。在AT6东部第12层下有一黄土带，南侧黄土带呈形，北部西侧的黄土带被破坏，在其东部集中分布一层厚约0.03-0.07米的陶片层，多为筒形器残片。在东南部黄土带内的同一平面上发现有石斧和石块等遗物。
《邓家湾》作者认为以上遗迹均与宗教活动有关。[16]32土台、红烧土面大概是陈设祭品的地方，在T11、T12的同一层位上还发现了排列有序的扣碗和平置的盖鼎（有的被当作瓮棺），《邓家湾》的作者认为它们当有祭器的性质。[16]T11、T12内另外还暴露有错位的小孩骨架，同时发现的还有烧焦的兽骨，黄展岳先生曾指出，考古学上判定人牲遗存，既要有“可供确证的祟拜物或祭祀场地”，又要具备可判别的非正常埋葬的现象，[20]据此，这些小孩骨架和烧焦的兽骨可能与用牲有关。成堆分布的灰烬层显然是祭祀时燃火和焚烧祭品所遗。
（二）石家河文化遗存中的宗教遗迹及其内涵解析
石家河文化遗存中的宗教遗迹主要有以下3种：[16]-
1.祭址
共2处，编号为祭1、祭2，祭2保留现象较多，祭1破坏较严重。祭2由三部分组成：祭祀活动面、祭祀活动遗迹和覆盖层。祭祀活动面暴露部分为长方形，北部有用纯黄土铺筑的平整地面，土质较紧密，南部面积较大，系黄褐色土夹陶片铺垫，不甚平整，铺垫层依地形而厚薄不均，未见夯土迹象。祭祀活动遗迹主要有陶缸、扣碗两种，陶缸多为夹砂厚胎红陶筒形缸，多碎缸片，有的可复原。祭2覆盖层分两层，第1层陶片，土质较松软，包含物主要是陶片，第2层褐色土层，直接将陶缸和扣碗覆盖，土质较纯。根据出土遗迹现象，该祭址应该是在举行仪式前平整地面，而不设固定设施。
2.套缸遗迹
发现2处套缸遗迹，在祭址附近出现，当与祭祀有关。套缸1大多残破，部分陶缸的上腹部有刻划符号，残长10米，宽约1米。覆盖套缸的堆积为浅褐色土，含少量红烧土粒，出土物有厚胎直壁红陶杯、小平底厚胎红陶缸、圈足碗、弩和陶塑动物等。
套缸2东西向排列成二排，两排相距0.3-0.4米，基本呈直线平行排列，缸口一律朝西，套法与套缸1相同。北排保存较好，共保存陶缸二十三件；南排东段保存较好，共十三件。套缸2保存长度为9.1米，东、西两端均有破坏现象，部分缸的上腹部也刻有符号，两侧未发现其他任何现象。套缸之上是灰褐色土层，发现了较多的壶形器、红陶杯和陶塑动物，可能与祭祀有关。
张绪球先生认为石家河文化的套缸遗迹是屈家岭文化筒形器遗迹的延续，陶缸外型酷似巨型陶祖，象征祖先，套缸遗迹是祭祖遗迹，表现了先民的生殖崇拜心理。[17]-郭立新先生也赞同这一观点，并提出套缸的放置方式给人相续相接、绵延不断的感觉，其所要表达的是在父系世袭群中，世袭群的绵延不绝和子孙兴旺。[19]
3.陶塑堆积
年至年，邓家湾遗址采集了一百多件陶塑品，主要有陶偶和鸡、猪、羊、狗、猴、鸟、龟等陶塑动物，共出陶器有罐、杯、豆等。[21]此后的历次发掘都有大批陶塑品出土，都出土于灰坑和洼地堆积内，却没有在墓葬中发现。出土陶塑品的灰坑共有17个，大体分布于祭址的东、西、南边缘部位，形制大小不一致，位于祭址东南部的洼地内也有大量陶塑堆积。陶塑品集中堆积于祭址的边缘灰坑和洼地内，填满陶塑堆积的灰坑四壁没有发现人工修掘现象，共存物中有厚胎斜壁红陶杯、小腹壶、罐、碗、鬶和套缸残片，《邓家湾》作者认为其应是祭祀遗存。[16]在尤卡坦北部玛雅晚期的一个遗址的井中，就有许多象征富有的物品被投进去。[15]郭立新先生认为这些灰坑中的陶塑品绝大多数为废次品，与其共出的有少量陶片、大量窑渣，窑渣呈红褐色，和陶塑品的比例是三比一，[22]所谓窑渣，报告中描述为一些炭末和烧土块。[16]有些学者据此认为这些陶塑品是被掩埋处理的废次品，从而推得邓家湾遗址是一处露天产品存放地；[18]23也有学者认为该遗址也许是陶塑品的唯一产地。[22]宋豫秦先生在分析陶塑品功用时，以纳西族祭风仪式上使用面偶、木偶及小动物的例子，论证这些陶塑品是宗教用器。[23]在石家河文化时期发现的陶偶及陶偶残件标本共40件，动作形态较为复杂，陶偶细部不清，头部只鼻子和两耳突出。其中单偶12件，抱鱼偶9件，背物偶、抱物偶均2件，抱狗偶3件。据统计，陶塑动物中，家畜69件，狗最多；野兽29件，象最多；禽类89件，鸟、鸡几乎各占一半。
诸多学者对这些陶偶及陶偶残件所表现的涵义持不同看法。严文明先生推测神态虔诚的抱物偶代表了祭祀者的形象，作舞蹈等形态各异的陶偶可能表现为庆贺的场面，大量的陶塑动物就是祭祀时的牺牲；[2]张绪球先生认为陶塑动物表达了是为了先民祈求畜禽饲养或狩猎成功的愿望；[24]周光林先生指出陶偶表现的是驱邪保平安或祈求生育及丰收的巫术行为；[25]孟华平先生认为抱鱼偶当为人抱鱼形乐器,体现了乐师奏乐的艺术行为；[26]郭立新先生认为陶塑动物是巫师作法时用来通灵的工具。[19]毛斯曾指出巫师经常需要利用动物来做助手，巫师的力量在不同情况下，是与他的动物们勾连在一起的。[27]邓家湾遗址出土的陶塑动物都较小，巫师完全可以捧在手中，且这些陶塑动物种类齐全，有家畜家禽，大型野兽和水生动物，它们是巫师灵力的源泉。
陶塑dongw邓家湾的宗教遗迹以及与祭祀相关的遗存均分布于墓区东侧，屈家岭文化的筒形器又是祖的象征，因此邓家湾可能是石家河古城的一处祭祖场所。由于巨大城墙的围筑，整个聚落群分成城内和城外两大部分，相应的当随之建立，使城内原有的聚落形态逐渐发生变化，使邓家湾变成专供宗教动的区域，“城邑制度”(祭祀)活动的区域。邓家湾遗址可能自屈家岭文化始，就是石家河古城的重要“宗教圣地”。
这些宗教祭祀遗迹反映了当时复杂的社会结构和丰富的精神文化内涵，多数学者将礼仪性建筑作为文明的要素。
张光直先生就认为初期文明的一般标志是青铜器、文字、城市、国家组织、宫殿庙宇和大型建筑，并称中国古代文明中的大多数都与巫术有中心性的关系。[28]安志敏先生则把文明的特征和要素归纳为国家、城市、文字、金属冶炼和礼仪性建筑。[29]苏秉琦先生曾根据红山文化中坛、庙、冢等大型礼仪性建筑的发现，提出我国早在年前就产生了植根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更高级别的社会组织形式。[30]生活在邓家湾的先民们所表现出的集体表现当能表达这一时代的特点。
四、原始宗教的作用
原始宗教在中国的文明起源和古文化、古城、古国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大作用，苏秉琦先生将这种现象概括为“满天星斗”，还据此创立了“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31]江林昌先生对史前宗教在文明起源中的作用做了精辟总结：宗教促成了中国文字的产生，史诗、舞蹈、音乐等艺术得以发展，中国古代天文历法走向繁荣，医学和礼法也逐渐形成。[32]童恩正先生也有相似论断。[3]-
无论是旧石器时代的攫取性经济，还是新石器时代的生产性经济，人们在生产过程中都伴有通过自然膜拜来进行经济生活决策，或用祖先崇拜的方式来加强族群凝聚力、向心力以及安全感，或通过生殖崇拜来祈求人口繁衍、族群强盛。文献记载，史前社会存着“民神杂糅”的社会阶段，人与自然和原始宗教可能是在这种原始状态中相互交流的。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成员之间、氏族部落之间出现贫富分化，阶层分化随之出现，这时如果还是人人可以通天，那么神的意志必定会因社会成员的日渐复杂化而趋于不统一。徐旭生先生曾考查了神话传说中的帝颛顼进行的宗教“绝地通天”的宗教改革，[33]改革是社会秩序更加安定，宗教也得以发展。
反映在考古资料上，在与邓家湾同时期的诸多遗址中，都先后出现祭坛、神庙、组合建筑基址以及丰富的宗教礼仪用品，这些大量的非生产性劳动的投入足以说明当时宗教是作为上层权力对全社会实施政治思想控制的一个重要手段而存在的。基庭曾说：“宗教可视为一种启动剂或催化剂，它提供了控制群众的一种途径，从而奠定了控制重要生产资料的基石”。史前社会的氏族首领或者巫师通过宗教活动逐渐达到了从精神上和物质上保证他们的神圣地位的目的，各个社会阶层的成员的行为、权力、财产等则用一种明确的社会关系加以规范，整个社会也因这一共同信仰而更加稳固。这一点在中外民族学资料上多有反映。
近些年，随着考古发现的不断增多，新理论逐渐为考古学者所接受，考古和历史工作者逐渐认识到：文明和国家的起源是非常复杂的历史进程，很难通过强调贫富分化及阶级矛盾激化等现象来科学、客观地说明这一历史过程，同时也使新材料很难完美诠释。关于宗教在文明起源中的作用，国内外学者皆有论述，张光直先生就认为“中国文明以及其他相似文明的产生的特征，是在这个产生过程中，意识形态作为重新调整社会的经济关系以产生文明所必需的财富之集中的一个主要工具”。[34]杜正胜先生就认为宗教信仰是使更高级社会诞生的主导力量吧。[35]虽然学术界对中国何时进入文明社会这个问题仍不能取得一致意见，但对统治阶层以宗教的方式占有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并实现了从精神上和政治上统治氏族部落这个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某种程度上，宗教可以被视为一种社会运动的催化剂，文明因素也得以产生并逐渐成长，文字的创造、天文历法的发明、医学机构的发展都与宗教紧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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