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祀文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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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季氏篇第十六》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这句话世经流传,各方演变后衍生出了“无知者无畏”这个成语,然而,这个成语是有悖于客观规律。

我们需要从好古代祭祀文化的发展开始讨论这个问题,通过祭祀文化和社会文化之间的微妙互动,来窥见礼制、法制的真相。

祭祀的产生,与人类早期的自然敬畏有关,原始人的生活环境非常恶劣,寒冬酷暑,蚊虫肆虐,猛兽成群,处于采集经济阶段,大多数原始人类,共有穴居和半穴居、巢居这三种群居方式。在这样的客观环境下,很自然地就促进了祭祀文化的形成。

繁衍和生存是人类的本能,在进食、战斗、捕猎、交配、死亡等延伸环节,人的激素水平是异常的,例如捕猎成功后,肾上腺素和甲状腺素的水平短时间内难以恢复到正常水准,残留的兴奋感让古人类开始庆祝,通过摆动四肢、发出异样声音来表达兴奋,这就是最早期的祭祀。

种群社会难以不分阶级,自古亦然,于是当一部分人类意识到,相较于劳动,驱使别人劳动更为愉悦。祭祀文化就开始出现了传播者与专职者。

这是从社会哲学的角度得出来的结论,就如同消费欲望必然刺激交易的形成一个原理,祭祀文化的形成必然需要传播者,也必然出现专职者。

由此及彼,祭祀文化的规模和活动也会逐渐趋于复杂,用一句通俗一点的话来说,这就叫“整活儿”,只有愈加复杂的祭祀文化,才能帮助专职者提高自己在族群中的地位和待遇。

于是到了原始社会后期,出于专职者和族群的主观意念,祭品的种类愈加繁杂,食物、装饰品、人牲逐渐登上祭祀的神坛,出于对自然的畏惧、对收货的感恩等心理,也延伸出了对祭品不同的处理方式,燔烧、埋葬、沉溺、悬挂等方式,根据祭祀对象的不同,有着不同的形式。

随着自然环境的改变以及人类生产水平的提高,祭祀文化助推了另一个更高级的产物——宗教。

而宗教的形成,也开始意味着人类社会的阶级意识、族群界限进一步提高。

原始的宗教祭祀活动中,人祭成为了最高形式的献祭,族群会把一些抓获的俘虏、严重触犯族群利益的同类作为祭品,献祭给神。

早期的祭祀没有固定的场所和时段,大多出现于收获、捕猎、族人死亡、诞生等场景,随着宗教的强化作用,逐渐走向规范化,开始出现固定的地点,主要有地、平坛、平坑、坟地等。

到了这个阶段,祭祀文化沦为社会意识的工具的趋势也越发趋于明显。

尧舜时代,主张彰显德行,刑法观念开始明确化对于触犯了族群利益的族人,用流放之法为宽宥,用鞭挞作为惩罚,用金子可以赎罪。

“明德慎罚”的政治用途,得益于祭祀文化、宗教意识的发展,对标的主体逐渐由“事”到“人”。

如“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询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时!柔远能迩,惇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明德慎罚”对政权的规范和制约是祭祀的产物。“明德慎罚”对政权的制衡是从祭祀角度出发的。

《尚书》作为记载上古政治文明的文献材料,揭示了祭祀同政治的源流关系。

上古时期,人们独立思考的能力尚显不足,朦胧的政治观念来源于现实的感官接受。祭祀具有神秘的特质,某种程度上,更符合上古民众的思维方式。人们畏惧自然,借助祭祀的手段祈求上天宽恕、慎罚民众(这是“明德慎罚”思想的原始意义)。

当政权的概念更加清晰化,人们对宗教的敬畏逐渐转移到对政权的敬畏,而政权自诞生之初,就是依附于宗教,进一步蜕变的。这就是“神授君权”的逻辑基础以及民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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