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夏邑何处
上节的推测、判断、论证，均以文献为主，考古遗址发现为辅；此节反之，将以前者为辅，后者为主，并以笔者主观解读为依据，简要推断。
4.1文献证据
《孟子》，“禹生石纽，西夷人也。”《尚书笺》，“夏，中国也。始自西夷，及于内地。”《蜀王本纪》，“禹本汶山广柔人也，生于石钮。”诸如此类的许多文献，要么模糊记载，禹自西夷；要么直接言明，禹生于蜀。
而《竹书纪年》，虽没直接记载夏邑何处；但所记夏启后世诸帝，都城变化频繁，却都在黄河中下游的同姓夏裔封地中；而这些封地，无一处被称为夏邑。所以，可以自然推论，夏邑不在中原；且，距离中原较远。否则，喜欢迁都，扎堆亲戚的诸帝，肯定有干脆迁到夏邑的；否则，成人后的少康，不会从中原先回夏邑，认祖归宗继位，昭示天下，再被夏众，护送中原。
综上，可以结论；夏邑不在中原，且距离较远，并可能在蜀。而夏社，不可能随夏都，而不断变迁；故只在夏邑，从未搬迁。
4.2考古证据
4.2.1推断依据
那么，存在至少超过五百年的夏邑，如果被部分发现和发掘，要确认为夏邑的话，应满足什么基本条件呢？
首先，存在的时间与夏朝相符；其次，所在的空间远离中原；再次，不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最大使命，只是祭祀神灵和祖宗的夏社，以及老家家园的看护；此外，应该有夏的标志性器物出土；最后，天子的家庙所在，规模和器物，肯定有天子的王者风范。
于是，在所有已知的、还未定论的、被发掘的史前遗址中，哪个能满足以上条件呢？答案，呼之欲出，只有三星堆遗址；又一次，无言证明，“真相一直都在”!
4.2.2三星堆遗址
4.2.2.1所在时空
三星堆遗址，被专家们分为四期。一期，约～年前，对应新石器和宝墩文化；二期，约～年前，三期，约～年前；二、三期，均对应三星堆文化；四期，约～年前，对应十二桥文化（综合自注9，注10；注9：《三星堆考古新发现与古蜀文明新认识》，赵殿增；注10：《三星堆青铜器年代及族属辩析》，白剑）。
其中，一期并未构筑城墙，但遗址面积大；文物多，出土文物超过史前其它成都平原遗址的总和；且文物内涵丰富，多元化；认为是一集市性大型聚落。在约年前，三星堆遗址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形成一个以原始宗教为中心的神权国家……创造出三星堆文明。（摘录自注9）
由上，可以推断出，夏之前的三星堆一期，本来就是持续约八百年的、历史悠久的大型经济、贸易中心；甚至，就是成都平原，乃至蜀的经济、文化中心。而突然出现的，代表三星堆文明的二、三期，不仅对应一高度成熟、发达的农业文明，入主这历史古城；而且其出现时间，对应事件之后；持续期间，涵盖夏、商两朝。
故，三星堆二期，在时空上，符合夏邑的判断。
4.2.2.2遗址性质
三星堆二、三期，出土的文物，大量是祭祀用品。一些重要遗迹现象，也可能与祭祀仪式有关；如，三星堆土堆可能不是城墙，而是三个单独建造的土台；它们都可能与祭祀或殿堂、宗庙之类的建筑物有关。
重要的是，出土的器物和祭品中，基本上都是祭祀用的神像、礼器和祭品，未发现一件真正意义上的武器。即使出现有玉戈、石矛、铜戈等，也只具有礼仪性质；就是许多玉石制作的，斧、锛、凿、斤等生产工具，也不是实用器，而是礼仪性的工具。
而出土的大量外来的、多元化的文物，涵盖良渚、中原、殷商、西亚、石家河、三峡、西北等四面八方的文化特色，也基本都是神像、祭器、礼器等，宗教礼仪用品。（以上三段，综合自注9、注15；注15：《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与研究》，陈德安）
故，赵殿增先生，认为这是一个宗教神权古国；且，三星堆古城，或许曾是一个基本不设防的，宗教活动祭祀中心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基于赵殿增先生的判断，笔者认为，这表明，此时期的三星堆遗址，主要用于祭祀神灵和祖宗，是一个宗教色彩浓厚的、诸侯国的都城所在，经济交通发达而富庶。但并不意味着是神权国家，且未赋予重要的政治角色；诸侯王本身不居此处，无政权保卫需要；因而基本不设防。
即，遗址的祭祀性质符合夏社。
4.2.2.3夏标志物
出土了数件，二里头遗址独有的、被确认为夏文化标志物、而不见于商的铜饰牌；出土数量不少的牙璋，其器形和装饰，均与二里头夏文化相仿。而与二里头出土夏文物风格相似的，还包括陶豆、陶盉；以及部分文字符号。
在已知的遗址中，仅此两者，文物直接，相关于夏。表明，三星堆遗址，与中原夏朝，关系密切。夏文化特色器物，要么，是从中原传播到此；要么，从此传播到中原。
4.2.2.4器物、规模
成吨的象牙，成堆的海贝；大量的玉制礼器，大量礼仪性的兵器、生产工具；包括大型器物的，三、四百件的青铜器；众多的金器，以及代表王权的金杖。器物的数量，举不胜举；规模，震撼历史。再加，前文提及的，器物的内涵，多元化；涵盖良渚、中原、殷商、西亚、石家河、三峡、西北等四面八方文化特色的，代表国之重器的、其它方国的神像、祭器、礼器等。
这些器物及规模，均毫无悬念地印证，此神社的、纳贡四方、万国之君的天子风范。
那么，完全符合上文的基本条件，就可以结论，三星堆遗址是夏社所在的夏邑么？笔者本人深以为然，但基于学界的断代，本文还不得不简要论证，最关键因素；即，三星堆遗址的青铜器，及大量金器和他国礼器，来自二期对应的夏朝；而不是学界公开宣称的，时间上对应商朝的第三期。
4.2.2.5青铜器之证
大量金器和他国礼器的判断，从属于对青铜器的判断；所以，主要推断青铜器是夏朝所造。
4.2.2.5.1专家结论
根据注10之文，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被断代为第三期，对应于商朝中、晚期。其主要原因，竟然只是部分青铜器，其形与饰纹，相似于此时期的商青铜；另有辅助原因，其一，第三期，被认为是三星堆“繁荣期”，出现了大量不同以往的、新生活用具的陶器群；其二，青铜器被覆盖的土层，被认为是商中期。即，专家们大致推测为，第三期新来的文化，带来了这些青铜器，让三星堆进入了历史上的“繁荣期”。
笔者无任何专业知识；也只投入了一点时间，从网络搜了点有限的零星信息；并未致力于了解更多细节，无以为据。故，只能从纯推理判断的角度，简述本文的推断。
4.2.2.5.2本文推断
首先，忽略更多的、独特的，动物、植物、人像等不同；只强调部分与商青铜相似之处；从而，得出结论，本身就是以偏概全。按同样的逻辑，只强调更多不同的因素，必然是不同的结论。
所以，更符合逻辑推理的解读，应立足全面审视这多元化的、海纳百川的、广袤地域的、不同文化代表的国之重器，被汇聚一处，来思考，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天下一统，众望所归；意味着，商文化，不过是，此多元化背景中的一员而已。更不用说，有些器纹，早就存在龙山、良渚、石家河等文化或文明之中，并不是商文化标志；夏和商时期，只是这些文化因素，在民族和文化融合中，被传承了而已。后文会再提及，这些商文化因素的青铜器，此处不多言。
其次，若专家们的断代正确，三星堆三期，所代表的强大的青铜文明，与商完全同时存在。那么，此文明与商是什么关系？
是“不与秦塞通人烟”，相互不知对方的存在么？不可能。根据《史记》，早在大禹定九州之际，巴、蜀就已是九州之内，按《禹贡》纳贡之地。即，巴、蜀可能不如中原文化繁荣，经济发达；但，绝不是什么蛮荒、原始之地；历史悠久，至少年的蜀丝绸，就是明证。学者们也早已公认，甲骨文就有与蜀有关的证据。
既然相互知道对方存在，还有战事和文化交流；那么，商与三星堆是天子与诸侯的关系么？不可能。若三星堆文明，是商的诸侯国；则，持续约五百年的商王朝，应有大量的、进贡的、来自三星堆文明标志的礼器、祭器。却只发现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几件三星堆特有制式的玉戈；而这几件礼器的玉戈，笔者认为，很可能是从三星堆拿走的、表彰战功的战利品。但反过来，却有大量的商文明因素的器物，出现于三星堆；若不是进贡，难道只存在单向文化输出？恐怕更正常的原因，是天子家的礼器，不会出现在诸侯之社；诸侯却必须献上礼器，以示臣服。而且，在东周“礼崩乐坏”之前，等级森严的所谓礼制中；若为诸侯，三星堆文明，能逾越礼制，搜集如此多的他国礼器，制造如此超规模的青铜器物，超过天子商帝么？殷墟出土的器物和规模，能超过三星堆么？对标殷墟，三星堆的地位，不言而喻。
既然相互知道对方存在，还不是天子与诸侯的关系；难道是平起平坐，二分天下？不可能。经济和冶金这么强大，持续时间又与商同样长的文明，与商划秦岭而治；若和平相处，则其文化必长期、深刻地输入影响中原；若常年鏖战，则不是甲骨文中的几笔刻画，征个南夷，伐个鬼方，就能了事。故而，无论和平还是战争，必将在历史记载中，考古发现中，留下不可磨灭的证据；而这，均不存在。
所以，可以断言，三星堆对应的青铜文明；既不是商的诸侯国，也不与商同时存在；要么早，要么晚。而其考古发掘中的证据，所谓祭祀坑的覆土，绝不会晚于西周之前；即，此文明不会晚于商，则，只能早于商；那不是夏，还能是啥？
最后，除了逻辑反推，这些是夏青铜，还有其它证据吗？还有。三星堆青铜中，奇异的“纵目”面具，有学者认为，就是《山海经》中的“烛龙”；而“十阳”的青铜神树，同样在《山海经》中，有相应描述。这些远早于商，且不传于商的记忆和文化因素，能侧面印证，这些青铜早于商。因为，商及其后，这些文化因素，已被逐渐淡忘，并归于方士之说；不会再有浪费宝贵的青铜，以国家意志，郑重地复现并祭祀的主观动机和民意基础。
此外，不止一位网友，大胆指出，青铜大立人，就是大禹。比如，塑像的修长个高和面容，对应《竹书纪年》“长九尺九”，“虎鼻大口”；比如，服饰上的龙纹，对应地位至尊。考虑到行文至此，步步递进被印证的夏邑和夏社；可见，夏社和大禹，可互相印证；所以，所言不虚，应为大禹。
至此，既然三星堆遗址，符合夏社的基本条件；且，出土的青铜器，不是商青铜，而是时间与三星堆二期相应的夏之青铜；则，毫无疑问，三星堆遗址，就是夏社；三星堆所在地，就是夏邑；大禹的封地，就在此。
4.2.2.5.3其它推论
基于上文得出的结论，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出如下推论，合理解释三星堆“祭祀坑”，文化分期及部分其它疑惑。
1）三星堆二期，是夏邑的夏社所在地，对应夏文明及夏族裔。因此，夏族，是事件，彗星撞地球后，携带高度先进、发达的青铜文明，突然到来，并定居于此。
2）三星堆三期，是占领者商的一处封地，对应商文明及商嫡系。理由，如上文，商汤亲自“征夏邑”，“获夏桀”，“始屋夏社”；可知，商汤大获全胜，全面摧毁夏的一切抵抗实力，并占领了夏邑。而“始屋夏社”，意味着一方面，夏后裔无法祭祀祖宗及本国的神灵，暗示夏嫡系子孙，被彻底打散，幸存者逃亡于成都平原四周的崇山峻岭；另一方面，暗示其必然有占领军驻扎于此，以保证此“屋”，不被夏遗民拆毁。
而且，第三期出现的、类似中原陶鬲的三足炊器等新器物群；也事实证明，一拨来自中原的商嫡系，从此驻扎于此。于是，非居民区的、原祭祀区的神社，就变成了“繁荣”的生活聚落群。
更多的证据，如：《竹书纪年》，（商汤）“二十七年，迁九鼎于商邑”。而三星堆大量青铜器，恰恰没有鼎。再次证明，商汤彻底打垮夏族裔，俘获所有传国重器，并始终控制夏邑。要不是伊伊阻止，可能，早就把夏社洗劫一空，搬到商邑。帝位巩固后，才敢名正言顺地，将位于夏邑的，夏社中的九鼎迁走。另外，发挥一句，此处证明，如同夏都不是夏邑、夏社在夏邑一样；商都不是商邑、商社在商邑；也即，《左传》所定义的都和邑，至少不适用于夏、商。
再发挥一句，世事好轮回。又一个约五百年后，周革商命；相较于商汤对待夏遗而言，周武王对待商遗族；恐怕只能用有礼、有义、有仁，来形容了。难怪，人家要建的是“区夏”，不是区商。人与人的差距，咋这么大呢？
3）三星堆“祭祀坑”，不是祭祀坑。二期、三期的主人分别确定，“祭祀坑”就好判断了。笔者认为，商代夏两、三百年后，对应商朝的中、晚期；夏的遗族在山峦叠嶂中，逐渐恢复一定实力；面对灭国之仇，夺社之恨；而商的实力，有所下降之时；开始大规模反攻三星堆所在地。
驻守此处的商裔，要么招架不住，主动撤走，退回中原；要么，被彻底剿灭于此。而在仓促撤走或被剿灭之前，恼羞成怒的占领者，来不及彻底毁坏所有夏社器物；干脆先放一把火，烧掉夏社；再把难以或没有被烧毁、以及没能砸毁的器物，全部深埋，灭去踪迹。以至，就是夏遗族，反攻胜利，也永失祖器。
4）似商青铜，确有商代之物，更本为夏青铜。上文提到，会再谈商青铜。鉴于，商的占领，持续数百年；在三星堆的青铜器物中，扣除夏朝时，商的贡品；即，诸侯商，在夏时期的制品；可能，有极个别类似商的青铜，确实来自商朝时期；由商族裔，作为占领诸侯的礼器，而带入。
不过，鉴于，商是完全占领夏社；不排除，部分殷墟或商时期的“商青铜”，本来就是夏青铜。商代夏时，被当作镇国之宝，直接从三星堆带走；如，“迁九鼎”。同时，商也可能，采纳、仿或复制，部分符合商文明需要的夏青铜；造成三星堆部分青铜，器形和纹饰，反而被所谓成模仿者的“商青铜”。理由如下：
三星堆青铜，含锡，用无锌铅矿；蜀产铜，但乏锡，且为富锌铅矿。高放射成因铅的铅矿和铜矿，分布于云贵川，云南还产锡；商代川内铜矿开采记载极少；故，专家们认为，三星堆青铜原料，主要来自云南为主的西南；而殷墟大量青铜原料亦是。
这“原料亦是”的商青铜，却只指殷墟一二期；殷商第三期，华北原料激增，同三星堆的原料降到30%；殷商第四期，几乎没有同三星堆的原料；故，专家们还判断，到殷墟三期，青铜原料，西南来源锐减；可能是巴人政权，在商后期衰落，与中原联系中断（以上两段，见注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