荟萃了商鞅专制思想精华的《商君书》真是一本能够令人眼界大开的杰作，才不到三万个汉字，居然能够把专制主义的管制方式从理论到实践完完整整地讲了一遍，其间充满了脑洞清奇的真知灼见，从中也可以窥见商君对于人性的深刻理解，只要大家觉得自己的神经还足够粗大，就不妨开卷获益一下，这里面可是充满着帝王之气味的，还是周星驰的电影《九品芝麻官》里面的男猪拿着条同治皇帝的内裤时所念的台词形容得妥帖：“闻一闻，醒脑又提神，索一索，舒筋又活络。”
不管这本达到了专制主义巅峰之神作《商君书》有多大的比例是商鞅本人亲自所写，但至少可以代表了他的专制主义的观点。至今还有很多人商鞅的脑残粉认为，中国历史的悲哀，在于选择了儒家而不是法家。其实，真正的悲哀是，秦朝之后法家并没有消失，而是通过商鞅的《商君书》薪火不绝地传到了历代各朝的专制君主的脑袋里面，那些专制的帝王们其实一直在用“外儒内法”的政治运作方式来掌握着中国历史的命运。只是，直到专制主义行将就木，那些专制的统治者们都没有为商鞅建哪怕一座的文庙，他们可是欠了商鞅很巨的一份重债。
商鞅，是一个与“庶”字很有缘分的人，他母亲是卫国国王的姬妾，虽说从小就有条件接受通识教育，但因为是庶子，在宫斗剧里面，其身份是比较低级的那种，有点像红楼梦里面的贾环，这种背景出身的人往往争宠心理够强，为人够狠，做事够拼，发力够猛。商鞅从小就对法律、法规、法度这一类东西非常着迷，他学有初成后到魏国去发展，开始在时任国相的公叔痤那里做中庶子（相当于现在的秘书）。后来，商鞅瞧准机会就跳槽到秦国去了。
商鞅秦孝公从来就不是一个仁德的君王，我们不知道在他的政治目的里，有没有为后世奠定百世不朽的基业的打算，我们只知道他非常想趁自己在世的时候能够在政治上狠狠地爽上一把。当把秦孝公的政治意图摸透了之后，在宫斗氛围长大且脑袋瓜非常活络的商鞅的心中立刻涌上了无数的妙策，借着数次与秦孝公交流的机会，他把这些脑洞清奇的包袱逐个抖出来，让秦孝公把他引为知己，其后两人连续攀谈了好几天，谈的无非是一些如何加强君主专制的神奇主意。
在得到了急功近利的秦孝公的赏识之后，商鞅一下子就跳到了左庶长这个位高权重的位置，虽说左庶长的这个职位已经远远超越了他以往的那些带着“庶”字的官职，但是，在至高无上的王权面前，却永远都只是个“庶”。要彻底摆脱掉这个“庶”字，就只能继续紧紧地抱住王权的大腿不放，说得更直接一点，就是要不断地符合秦孝公的高要求。
商鞅未必天生就喜欢当专制者的御用工具，但是他那种天生的敏感体质根本不能抵抗作为专制工具的那种致命的快感。不知道商鞅除了庶子情结之外还有没有断背情结，腐女们可以在这个方向深挖一下。总而言之，为了报答秦孝公的知遇之恩，实干能力超强的商鞅可以说是非常卖力地为秦孝公谋利益，甚至到了可以把天下人的福祉都作为帮助秦孝公实现其政治理想的祭品的地步，这要有多深的爱才能做到啊！
商鞅商君治国之术的目的是富国强兵，然后战胜他国，最后一统天下。在他看来，国家只要一种“民”，那就是耕战之民，即平时耕田，战时攻敌的人民。其他各行各业的人都是危害国家的“虱子”，国家不应该容忍他们存在。
要达到这个目的，商鞅认为需要全面垄断、控制和调动社会资源，建立出一个社会生活极其单调的一元化社会，使得整个社会结构绝对的单一化、垂直化，并可以由一个中央政府完全控制，这样，整个国家就能被打造成为一部能够满足对外扩张掠夺目的的战争机器。商鞅专制思想的具体的做法是：
一、全民农战，萎缩百业。
二、思想控制，愚民“胜民”。
商鞅认为，要通过税收政策和雇工政策把以商业为代表的各行各业进行全面打压，迫使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全面转到农业，政府则要建立粮食统购制度，把农业从业者的收入控制到仅能果腹。
商鞅商鞅的这种农战思想放在今天的这个开放社会是非常令人匪夷所思的，我们也不必担心这种荒谬的政策会死灰复燃，因此，也不必对此进行深入的讨论。唯有商君的弱民之术，却经常在人们不经意的时候就冒出点苗头来，令人防不胜防。因此，重读一下商君的弱民之术，也算是为自己打个预防针，其功效绝对比长生生物的主打产品要强很多。
自有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有一种心理疾病可能就已存在，然而直到上世纪的七十年代，这种心理疾病才由于一个刑事案件而被重视起来，这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syndrome），又被称为人质情结。
年8月23日，瑞典斯德哥尔摩的某家银行里，突然闯进两个全副武装的绑匪，先是一阵狂扫乱射。绑匪们一边扫射一边说：“Party开始了！”此后，绑匪将几名银行职员挟持为人质，并将他们扣押在银行的地下保管库里。匪徒提出的条件是，释放在押的同伙，保证他们安全出境，否则将人质一个个处死。
斯德哥尔摩绑架事件经过六天的营救，警方设法打通了保管库，用催泪瓦斯将人质和劫匪驱赶出来，狙击手同时作好了危急情况下击毙劫匪的准备。然而，当离开保管库后，几名人质反而将劫持者掩护起来，保护他不受警方的伤害，此后甚至拒绝提供不利于绑匪的证词。更为神奇的是，其中一名女人质还因此际遇而爱上了其中一名劫持者，等他获释后就要嫁给他。
这种匪夷所思的情况就连心理学专家也懵逼了，根本没法做出合理的解释，只好将它病理化。从而，在心理学、医学领域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心理疾病——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概括而言，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简而言之，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
杰弗逊大学综合医学中心精神和行为医学主治医生杨景端博士在哈佛大学燕京礼堂的演讲中，分析出人类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四个条件。
（一）要人质切实相信生命正受到威胁。
（二）施暴的人会给人质施以小恩小惠。
（三）控制人质的信息来源和思想。
（四）让人质感到无路可逃。
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在上述四个条件都获得满足的情况下下，人们就会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杨景端博士认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制造者，既可以是一个绑匪，也可以是一个组织，也可以是一个国家机器。受害者可以是一个人，两个人，也可以是一群人，甚至整个国家。
我们不妨试着对照商鞅变法的实施过程，来分析一下当时的做法是否符合上述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四个形成条件：
（一）人质切实相信生命正受到威胁。
“以强去强者，弱；以弱去强者，强。”（《去强第四》）
翻译成白话就是：运用强民的办法来清除不服从法令的民众，国家会被削弱；运用刑罚使民众听话等措施来清除不服从法令的民众，国家就会强大。
其战，百将、屯长不得，斩首。（《境内第十九》）
问题翻译成白话就是：百将、屯长在作战时如果得不到敌人首级，是要杀头的。
商鞅这样搞的目的正是威胁人民：“如果不服从制度和法令，你的生命就会从此失去”。为禁止私斗，商鞅曾在渭水边实施恐怖主义手段，杀死七百余人，以致“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面临暴力的强权，只有低头屈服才能获得延续生命的可能，这就是源于本能反应，商鞅对于这一心理学的特点认识得很充分，他的这种镇压手段对违法者的生命威胁是实实在在的，其杀千警万的镇怖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
（二）施暴的人会给人质施以小恩小惠。
“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以刑治，民则乐用；以赏战，民则轻死。”（《弱民第二十》）
斯德哥尔摩现象翻译成白话就是：人民地位卑弱就会崇尚爵位，怯弱就会尊敬官吏；贫穷就重视赏赐。朝廷用刑法统治人民，人民就乐为的用；用赏赐来奖励战争，人民就会轻视死亡。
商鞅对人民进行严苛的统治与管理，是希望从中榨取最大的利益，而不是让他们去死。因此，他建立建立粮食统购制度，根据不同年份的收成，决定每亩收多少税，不管丰年灾年，让农民能够一直勉强处于温饱线上。这就符合“施暴的人会给人质施以小恩小惠”的条件。如果能够保证这些小恩小惠的切实执行，底层的人民通常都是甘愿做一个标准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而不会反抗国家这个巨大无比的“绑匪”的。
（三）控制人质的信息来源和思想。
商鞅说过：“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所谓壹教者，博闻、辩慧，信廉、礼乐、修行、群党、任誉、清浊，不可以富贵，不可以评刑，不可独立私议以陈其上。坚者被，锐者挫。”（《赏刑第十七》）
斯德哥尔摩情结翻译成白话就是：所说的统一教化，是指那些见闻广博，聪慧而富有辩才的人，所谓的诚实廉洁、精通礼制音乐、有道德修养、结成朋党、保举信誉、颠倒黑白的人，不能因为这个而富贵，不能因这个本事而评论法令刑罚，不能因为这个独自创立私人的学说，并用私人学说向君主陈述自己的思想。对那些顽固不化的要摧垮他，对那些锋芒毕露的要挫败他。
这条白纸黑字的，也就不必多加解释了。
（四）让人质感到无路可逃。
商鞅搞户籍制度，置伍什之制，行连坐之法，倡告发之风，让居民们互相纠察，互相监视。若告发奸人，予以重赏；不告发奸人，加以重罚，什伍之内，一人有罪，他人连带有罪；如在战争中不勇敢，本人处死，父母、兄弟、妻子连坐。
斯德哥尔摩情人作为秦国的老百姓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反抗，结果是被体制一枪毙命；要么自觉适应统治者的要求，培养成顺民，成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
商鞅变法的初期，民众最初就表现出惊恐和不适应，接着出现了局部的、微弱的试探性反抗，后来发展到太子被撺掇出来带头反抗，但还是被强行镇压下去了。看到反抗无效，那些反对变法的大部分大臣和民众只能倾向于默认与接受自己被挟持、被统治的现状，最终习惯被挟持的现实，完全依赖于统治者，甚至崇拜起这些挟持自己的统治者。据说一些之前曾经指责新法的好事之人，在商鞅变法成功后又重返栎阳，大唱新法的赞歌，意图通过献媚而得到好处。
况且，商鞅为了增强专制的基础，制定了按军功赏赐的二十等爵制度，向那些愿意死战的人提供上升的通道，他也向那些检举揭发奸人的人予以重赏，使得那些被绑架的人民除了当一个俯首帖耳的农民之外，还有一条可以彻底改变自己命运的道路，那就是变成战争机器的一部分，通过杀死敌国的士兵来获得统治者的承认，其中的佼佼者甚至有机会从被专制者变成专制者的一分子。
英雄情结当民众适应了被绑架，国家与臣民形成了一种专制与被专制的习惯形式，不论这种形式是以暴力为主的还是以教化为主的，总之，只要被专制的习惯已经建立起来，社会秩序就会重新进入平衡状态。
就像人类在驯化狗的时候，常常以食物为引诱，辅之以鞭子，让他做什么，他才会做什么。同时，随着这个驯化过程，狗对主人也形成依赖的习惯与情感。人也是动物，因此就有被驯养的可能，在强大的专制机器面前，人自然也逃不出这个藩篱，就算是最残暴的专制者因故死去，这个无形的思想的桎梏也已经镌刻在被专制者的脑袋中了。
有人可能会认为，虽然商鞅被杀死了，但商君之法仍被继续被沿用，这就足以说明商鞅之法就是好的，其实这种看法大谬不然。
做谁的英雄？经过了商鞅这么多年的专制，当时秦国的军民绝大多数已经适应了这种被专制的事实，已经对国家的这个“大绑匪”产生出一定的依赖和感情出来了，唯一不被洗脑的，就是那些异常反对新法的位高权重的旧贵族了。在秦孝公突然莫名其妙地去世后，这些憋足了劲的反对者们趁机反攻倒算，把商鞅在肉体上给消灭了，但是，按照商鞅的政治思想所建立出来的专制与被专制的关系并没有被因此而打破。
商鞅的死，并没有改变广大的秦国民众仍然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患者的这个事实，他们早已适应这种形式下的专制与被专制的关系，要是让他们重新回到旧法下的管治模式，他们反而会感觉到极度的不适。说实在的，秦国的统治阶层从来就没有把老百姓当人看，旧法下的人民的生活处境其实也是差不多的，只不过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斯德哥尔摩关系，神马“纠纠老秦”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个冷笑话，而且还少了通过军功来改变自己的不幸命运的这么一条途径。因此，广大的人民肯定更倾向于要维持商鞅所建立起来的这种新的专制与被专制的关系。
既然商鞅已经造就了这么多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既然这么多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希望不再改变，那么即使是原有的“绑匪”首领秦孝公和商鞅都死了，新上来的秦惠文王也不得不认清在社会上存在着这么多的社会型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的既定事实，也只好继续按原有的方式继续成为“绑匪”的首领了，何况，他早已不是当初那个以身试法的冲动少年了，在商鞅设计的这种管治模式下，他才是最大的获利者，坐享其成的他应该在暗地里偷笑才是。
大秦帝国的底色既然秦惠文王不傻，那些对新法恨得牙痒痒的旧贵族们也没有什么办法——要是不服，你就是下一个被专政的对象！
下一位把商君之法发扬光大的人就是秦始皇了，这秦始皇可厉害着了，他在李斯和韩非等法家人物的帮助下，把专制主义发扬到了极致，“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把当时整个的中国都变成了一个大监狱，而差不多所有的中国的人民都变成了社会型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但结果呢？
虽然秦朝在取得了统一的大业后很快就覆亡了，但是秦法对于后世影响之深远，远超现在很多人的认知。很多人都认为，自从汉武帝根据董仲舒的建议采取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方针后，儒家文化从此就成为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基础，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中国此前两千年来的政治运作一直都是打着儒家的牌子而实际上施行法家的那一套，儒家是羊头，法家才是狗肉。这就是所谓“阳儒阴法”、“儒表法里”，用汉宣帝的话说就是“王霸杂用”。
“五四运动”的那个“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根本上就是只打中靶子而没打中罪魁祸首，在典型的儒家文化里，除了对道德观念有着执着甚至变态的要求外，根本就没有一套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的养成计划，你们打他干什么，岂不是让商鞅在棺材里偷笑？结果至今还留下了许多的社会型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
商鞅思想的继承人如果大家对于这个话题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试着做一个社会型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的简单测试，那就是把《大秦帝国》或者张大导演的《英雄》看一遍，再问一下自己有没有一种信以为真，甚至想成为秦粉的感觉。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恭喜您，您就是一位很有前途的社会型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了。
其实，到了今天的这个信息开放的社会，要解商君之毒也不难。
商鞅思想的本质就是把老百姓当做是牲口那样驯服，虽然今天还有不少的来自社会底层的人对这种专制的管治方式表示欢迎，但其实在他们那有点暗黑的心里面，更想做的不是被驯服者，而是驯服者手里的那根棍子，这样他们甚至有机会能够进一步成为驯服者之一。要试图治愈社会型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基本上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其中一些别有用心的重症患者。有一个鉴别别人是不是社会型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的简单办法，那就是看他在论坛上灌水的时候有没有骂过孟子；如果经常有这种行为，十有八九就是了。
错误的比喻会带来错误的认知，错误的认知会引来错误的方法和手段，而错误的方法和手段，又会招致灾难性的后果。要破除商鞅的流毒，关键是要让统治者正确认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
大秦帝国商君的思想过于阴损和刻薄，凡是脑筋清醒的统治者在口里甚至连提都不会提他一句，但是不见得在他心里面没有念叨着商鞅，也不见得他不会行商君之术。
唐太宗与魏征在讨论国家的治理问题时，曾多次引用了荀子“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这一观点，荀子是个外儒内法、立场偏颇的家伙，虽然他的这句话比起商鞅的思想来明显更中肯，但仍然不甚妥当，因为在这种说法当中，君主与人民的关系是有隔阂的，双方只是一种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是分别处于两个层面的人，只有让船翻了之后，双方才可以合到同一个层面里。
孟子的“民贵君轻”却是一种惠而不实的说法，从来没有在统治者的心目中得到过哪怕是一点点的认同。
高高在上的秦始皇实际上，在一个成熟的文明社会中，谁都有各自的存在价值，没有必要强调谁比谁高贵；无论在谁与谁之间，都应该是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而不是那种有你没我式、此消彼长的零和关系。社会的各个阶层和从事各种行业的人民就像人体内的各种器官和组织：社会的管理阶层相当于人体的大脑，大脑的运行要消耗人体血液中的大部分氧气，要让大脑在使用时都能够保持清醒的状态，这情况大家都能理解。但是，请不要为了让脑袋随时随地都能得到最多的热量供应，就把自己身上的其他的器官给舍弃掉了，就算是盲肠，也不应该在没发炎的时候就随便割，更不用说小丁丁了！
如果社会的实际统治阶层都能够正确地认识到社会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相互依存的生态关系，并能够以系统的方法让大家都能明白和共同维护这种关系，那么，就算社会上还存在着一些真假难辨、居心不明的社会型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又有什么可怕的呢？商君之流毒可解矣！
最后善意地提醒一句，为了让比喻更形象一点，这文章里面不得不借用了一些口味稍重的概念，请大家注意不要误入歧途。
现代社会关系脑洞爆裂：
1、为什么自汉代以后到文革前没人敢自称是法家？
2、秦代以后有哪一位政治家最具备法家的气质？
脑洞大开五千年（72）